陈寅恪的一封佚信

    陈寅恪研究逐渐成为显学，而对于陈寅恪及其周边师友之间关系的考察，可做的工作还很多，尤其是目前对于陈寅恪与朱希祖之间的关系，大部分都是零散的论述，比如陈寅恪与朱希祖关于李唐氏族渊源问题，还有朱希祖在与傅斯年争论明成祖生母时，陈寅恪站在傅斯年一边，或者陈寅恪与朱希祖同在史语所担任职务时的公务来往等等，所论大多比较简略，没有持续深入。

    谢泳曾写过一篇《〈天风阁学词日记〉中的陈寅恪》，其中注意到一则朱希祖与陈寅恪的记录，1943年10月13日夏承焘记：“于慕蹇处见商务新出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册，略翻一过，极佩其精博。近日治中古史者，诚卓然一大家。予曩年妄欲治宋史，见此杰作，可以缩手矣。”次日夏承焘记：“阅朱希祖驳陈寅恪李唐为胡姓说。”其实就是陈寅恪与朱希祖关于李唐氏族渊源问题的争论。

    但是如此之类的记述，大多局限在三四十年代，对于在此之前朱希祖与陈寅恪的交集，大多付之阙如，蒋天枢先生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和卞僧慧先生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大多依据《吴宓日记》、《吴宓与陈寅恪》、《吴宓自定年谱》等材料立论，对于陈寅恪与朱希祖之间的关系，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近来读朱希祖后人朱元曙、朱乐川编写的《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竟然意外发现了关于陈寅恪的一则新材料，《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集朱希祖后人三代之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年谱长编》中这些涉及到陈寅恪的材料，大部分在邵兴的《朱希祖与史学二陈》和周文玖的《朱希祖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两文中业已提及，但是这一则资料是首次披露。

    朱希祖早年曾经参与《清史稿》的协修工作，后来因为袁世凯称帝，朱希祖愤而退出《清史稿》的编纂工作，但是后来《清史稿》的出版曾经发生种种变故，又因为其中对于革命党人“轻描淡写”，所以民国政府决定在原有基础上重新审定，朱希祖被挑选为做最终的审查工作，担任故宫博物院审查《清史稿》委员会主任。朱希祖曾经为《清史稿》之事，专门访问过陈寅恪与陈垣，还曾经在陈垣处借阅金梁《息候杂著》，陈寅恪写了若干则《清史稿》的纠谬，随后形成了一份审查报告，寄给了朱希祖，这份审查报告藏在朱家后人手中，在《陈寅恪集》中没有收录，是第一次披露。

    陈寅恪的意见主要分为三点，第一点，《高宗本纪》乾隆三十八年不载以清文译汉《全藏经》事，陈寅恪指出，清高宗清文翻译《〈大藏经〉序》云：“若夫订《四库全书》及以国语汉译《全藏经》二事，胥举于癸巳年六旬之后，既而悔之，恐难观其成。”以此可见清高宗视汉译《全藏经》为满文，与订《四库全书》一样重要，而《清史稿》中《高宗本纪》却对此只字不提；第二点，《藩部》中的《西藏传》中曾记：“每营营官一人或二人，以喇嘛、黑人参任之。”此处喇嘛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喇嘛，而是“俗人、在家人”，其不衣黄或红，与喇嘛不同，而黑人也应该加以解释；第三点，《恭亲王奕·列传》中曾记：“诱执法使巴夏礼。”但是巴夏礼是英国人，后来曾经担任英国驻华公使。陈寅恪在报告结尾谦称“无暇详检，有负盛意，惶恐之至。”

    除却陈寅恪外，张元济、周作人、罗香林等朱希祖的亲朋好友都曾经对《清史稿》发表过意见，罗香林尤其指出应该增加《华侨志》，并且专门写了《拟于〈清史稿〉补〈华侨志〉说明》。相较之下，而周作人则较为懒惰，复信朱希祖表示“无甚悖谬之处”，草草的写了一份审查报告。相较之下，陈寅恪无疑最为认真。而反观陈寅恪曾经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查报告，不难看出陈寅恪治学的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