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为东土荫，宜媲国殇名

    一战爆发两年后，由于劳动力紧张，法国与英国于1916年的5月和12月先后与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协议，获准来华招募工人到欧洲战场西线承担非战斗性的劳务。英法两国雇佣的华工总数约在14万到16万人之间。华工们大多是穷苦的青年农民，迫于生计，就此离乡背井，远渡重洋。抵达欧洲后，华工们承担了大量后勤工作，如修筑道路、挖掘战壕、卸载弹药、盥洗衣物等等，也有少数到农场做农活。有的华工更被遣往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抬回伤兵或收殓尸体。待到战事结束，许多华工又接到任务，清除战地的地雷及弹片。繁重危险的工作，艰险严酷的环境，再加上结核病及西班牙流感的大面积传播，使得1900多华工——实际数目可能更高——就此葬身异域。

    在里昂的两年间，一直想到法国北部亚眠附近的华工墓看看。去年3月，从里昂到亚眠听一个有关凡尔纳的研讨会，终于有了机会。会议结束后，下午两点多，我在亚眠火车站坐上慢车，半小时后抵达诺埃尔（Noyelles）站。这个地名大概比较常见，为显示区分，正式的名称叫“滨海诺埃尔”（Noyelles-sur-Mer）。小镇位于亚眠的西北，离海岸不远，幽僻而宁谧。在此下车的乘客不多，没有法国城市通常会设立的旅游咨询处，也没有当地的地图可拿。车站的售票处有一位工作人员。我问他华工墓怎么走，他说还有一段路，具体多远也不清楚。我步出车站，看到写着“中华公墓”（Le cimetière chinois）字样的指示牌。我循着数个指示牌穿过小镇并沿公路行进。一路上很荒凉，时而有大货车呼啸而过，不禁令我有些心里打鼓。步行约40分钟，来到一个叫诺莱特（Nolette）的小村庄，属诺埃尔镇管辖。看到村口摆着一对石狮子，我心里一喜，猜想大概没有走错路。后来才知道，这对石狮子确实是前些年由中国赠给当地的。又往前走几步，见到另一块写有“中华公墓”的指示牌。看来确实就在这里了。诺莱特村只有一条主要街道。我去的时候，天色阴沉，风很大，街上冷冷清清。很多人家在院子里养了很大的狗。有的狗看见我这个陌生人，扑到护栏上狂吠不止。走到村子尽头，向右，下坡。在尘土飞扬的道路尽头，有一圈护墙，园中种着三株高大的松柏，其间是远看重重叠叠的众多长方形墓碑。这就是我要寻找的华工墓了！

    整整100年前打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留下了太深的印记。但凡有些历史的高校或教堂，我看过的如巴黎高师与里昂高师，巴黎的圣母院、圣日耳曼大教堂，兰斯的大教堂，亚眠的大教堂，里昂的圣约翰大教堂等等，大厅或入口处都会留出显著的位置，密密麻麻刻有两次大战期间本校或本教区“为法兰西牺牲”（Mort pour la France）者的名单，更不必说分布于全法国的各种纪念碑。作为中国人，看到这种种纪念物，想到这些一战期间列强相互厮杀的往事，在一般性的唏嘘慨叹乃至总结反思之余，潜意识里总觉得那是别人的历史，不像作为二战一部分的抗日战争那样刻骨铭心。在众多的一战遗迹中，真正触动我，与我息息相关的，只有眼前的华工墓园。

    我去的时候，墓园门口停着一辆汽车，有法国人前来参观，正在阅读一旁的历史介绍。墓园正门的设计颇有中国特色，左右两根立柱，立柱上端模仿斗拱，横梁则做成像是亭子顶的形状，上面刻着“千古”二字。左右石柱上则刻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我欲多植松楸生长远为东土荫”，下联则为“是亦同赓袍泽勋劳宜媲国殇名”。石柱内侧则更附有小字，右边是“千九百十四年至十八年世界大战中华工人死于战地或积劳殉生者凡千九百余人遗骸丛葬于法境诺埃尔勒石彰之”，左边则是落款：“中华民国驻英全权公使施肇基撰  中华民国前任司法总长林长民书”。施肇基是民国有名的外交家，也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林长民曾留学日本，活跃于民国初年的政界及教育界，有女儿林徽因，更为今天的中国人熟知。

    在这座墓园长眠的华工们属于英联邦军队中的“中华劳工部队”（Chinese Labour Corps）。一战中，同盟国与协约国曾在法国亚眠周边反复拉锯，著名的索姆河战役就发生在这一带。至今这里仍留有许多一战遗迹。诺莱特村的华工墓园，即是众多英联邦军队墓地中的一座。墓园建于20年代初，一战结束后不久。据介绍，墓园里共有842座墓。墓碑以中英两种文字书写，每块墓碑上端是“勇往直前”、“虽死犹生”、“流芳百世”、“鞠躬尽瘁”之类的赞语，附上相应的英译，中间是以中文镌刻的名字与籍贯，下端则是用英文书写的编号、部队名、以及离世的年月日。比如来自山东安邱县的商景方，他的赞语是“勇往直前”，英译文为A noble duty bravely done，编号63009，殁于1918年10月10日。比如来自直隶天津的雷文玉，他的赞语是“流芳百世”，英译文为A good reputation endures for ever，编号47160，殁于1918年9月4日。还有来自山东寿光县的黄三江，赞语是“虽死犹生”，英译文为Though dead he still liveth，编号100208，殁于1918年7月5日。从籍贯上看，这些华工七成以上来自山东，一小部分来自直隶，还有零星的来自河南、奉天、江苏、甘肃等其他省份。另外，有几位华工的墓碑前还摆放着入教宣誓纪念牌（Souvenir de profession de foi），大约是皈依了天主教。墓碑大多养护得极好，整齐有序，光洁如新，初看上去很难想象这竟是有近百年历史的陈迹。在料峭的春寒中，在这荒僻的异国乡野，凝视着墓碑上用中文书写的这一个个人名地名，特别是“直隶”“奉天”这些久已不用的旧名，我不禁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好像与这遥远的时空有了某种特别亲切的联系。

    一战爆发两年后，由于劳动力紧张，法国与英国于1916年的5月和12月先后与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协议，获准来华招募工人到欧洲战场西线承担非战斗性的劳务。英法两国雇佣的华工总数约在14万到16万人之间。华工们大多是穷苦的青年农民，迫于生计，就此离乡背井，远渡重洋。抵达欧洲后，华工们承担了大量后勤工作，如修筑道路、挖掘战壕、卸载弹药、盥洗衣物等等，也有少数到农场做农活。有的华工更被遣往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抬回伤兵或收殓尸体。待到战事结束，许多华工又接到任务，清除战地的地雷及弹片。繁重危险的工作，艰险严酷的环境，再加上结核病及西班牙流感的大面积传播，使得1900多华工——实际数目可能更高——就此葬身异域。此外还有十位华工被英军处决，原因不详。从20世纪历史的全局看，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十几万华工的辛勤工作，当时贫弱动荡的中国才有底气跻身一战战胜国之列，获得相对有利的国际政治地位。施肇基在墓园门口的石刻对联中褒扬华工们“勋劳宜媲国殇名”，称许华工对祖国的长远贡献，将华工的牺牲与将士的为国战死相提并论，这实在是十分公允中肯的。

    参观的人很少，我请同样来看墓园的法国人为我拍照留念，并交谈起来。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他说他只是小镇上一家诊所的医生，此次是父母来看望他，所以陪他们四处走走。我问他是否了解当时华工的生活情形，他说他自己对此所知不多，但认识一位更熟悉情况的镇长助理热纳维耶芙·多米蒂莱（Geneviève Domitile）女士，问我是否有兴趣和她谈谈。我当然愿意。于是我坐上他的车，跟他父母一起，前往镇长助理多米蒂莱女士的家。这位医生自我介绍名叫塞巴斯蒂安·马滕斯（Sébastien Martens），他问我来自中国哪里，是否来自某位华工的家乡，我告诉他，我的家乡在江苏泰州，看到有位华工来自江苏丹阳县，这兴许是距离我家乡最近的了。

    车很快到了镇长助理多米蒂莱女士家。马滕斯医生与她热情地寒暄，并向其介绍我和他的父母。多米蒂莱女士看上去50多岁，友善而和蔼，和她丈夫一道，招待我们喝咖啡。华工的故事自然成了谈话的主题。

    据她说，她自小在诺埃尔小镇出生长大，祖父母曾亲见过当年的华工。听说当时的华工主要是在围起来的兵营里生活和做工，一举一动都被英国士兵严加看管。如果出行，则必须在英军的监管下集体列队，严禁单独行动。她把一份几年前的地方报纸《皮卡第邮报》（Courrier Picard）给我看，上面有一栏刊登着一位当地的96岁老人西蒙娜·埃凯（Simone Hecquet）的回忆，这位老人清楚地记得曾见过华工们结队穿过诺莱特村走到兵营里去的场景。当年的兵营距离现今的墓园很近。多米蒂莱女士还告诉我，由于被严格看管，华工们与当地民众的交往并不多，但时间长了，仍然多少会有所接触。时值大战，物资紧缺，华工们的伙食普遍很差。而本地农民尽管生活清苦，但农副产品相对充裕。一些同情华工境遇的当地居民就会通过兵营围栏的漏洞，给华工送些肉蛋或蔬果吃，改善他们的生活。此外她还提到，在她认识的当地人中，有的人的相貌带有明显的亚裔遗传特征，她觉得很可能与华工有关。她丈夫接过话头，说可能是当时村里的女孩与华工有过浪漫的故事。大家都笑笑，觉得很有趣。

    据我先前看到的一些资料，华工当时每日领5法郎，相当于当时法国工人的工资标准，每月还会省吃俭用向国内寄钱。我想听听他们怎么说。多米蒂莱女士说，当时实际上可能没有什么工资，华工被英军的招工广告吸引，到了欧洲后，却被英军像奴隶一样任由使唤，严酷对待。她丈夫也很认同这种说法，说华工到了法国，发现上了当，却也没办法回去了，只能拼命干活。总归说来说去似乎都是英国人的不对，也许这只是当地法国人的说法，实际上也不尽然。我问他们墓园何以养护得这样好，他们告诉我，每隔两周都会有英联邦战争墓地管理委员会（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的人开车到诺莱特村，维护墓园，清除杂草。随着时间的流逝，还是有一些墓碑遗失或破损。管委会的人在整修墓碑时，由于不懂中文，就只能刻上华工姓名的发音。这或许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个别墓碑没有华工的中文姓名和籍贯。

    我们边喝咖啡边谈。多米蒂莱女士又上楼去复印一些资料。她丈夫带着自豪的语气告诉我，诺莱特村的华工墓是全欧洲最大的专门的华人墓园。法国北部其他地方也有华工墓，但规模都远远小于这一座，而且是和别国人葬在一起。他还告诉我，自2002年以来，每年清明，中国使馆和华人社团都会有人来此祭奠。而就在几年前，还曾有来自山东的华工后人在此找到祖辈的墓碑，之后专程携全家前来祭拜。待到2014年一战百年纪念，一定会有更大规模的活动。

    过了一会儿，多米蒂莱女士从楼上下来，送我厚厚一叠纸，是她刚打印出来的一本小说，题为《一去不复返——诺莱特村的中华公墓》（Sans retour – Le cimetière chinois de Nolette），作者是当地作家罗歇·瓦莱（Roger Wallet），出版于2006年。这部小说通过一位诺莱特村华工的自述来写一战华工的故事：原先在国内的生活，如何决定前往欧洲，旅途中的见闻，兵营里的工作与生活，在前线战壕中的经历，流行病的考验，与村里女孩的爱情等等。作者试图从中国人的视角来审视一战时的欧洲，并为此精心设计了许多细节，如华工如何面对所受到的种族歧视，华工如何看待同胞的逝去等等。作者并非中国专家，小说中的一些虚构内容也不尽准确，例如其中提到华工遵守日本神道教习俗。但总体上，作者对战时生活环境的描绘，对华工心理的刻画，仍然令尘封的历史记忆变得鲜活，也令这些历史中沉默的群像变得有血有肉，跃然纸上。行文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面对华工历史时的同情心与设身处地的思考，这更是格外值得珍视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经历了数位同伴的牺牲后，最后选择留在法国，与村中女孩让娜（Jeanne）一起在诺莱特生活。

    在历史上，在各项任务基本完成后，华工们大多于1919年及1920年陆续返回国内。另有大约3000人留在法国，其中大部分选择进入巴黎的工厂做工，后来成为法国最早的中国移民。多米蒂莱女士说，这部小说本来可以送我一本，只因作者在扉页上写明赠给她，所以只能送我一份复印件作为收藏。另外，又把先前展示给我的资料都复印一份让我带走。我非常感动，连连称谢。

    多米蒂莱女士，马滕斯医生和他的父母，分别给我留下联系方式和地址。我打算给他们寄明信片，他父亲说很期待。老人大概是一个很少出门，不但没有到过中国，连巴黎也很少去的人。他的直爽，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令我印象深刻。还是那位热心的马滕斯医生开车送我回诺埃尔火车站。来时步行了很久的路，坐车一眨眼功夫便到了。我们握手道别。他对我说，这次时间太短，等下次来，他可以带我去附近的索姆湾，体验复古风格的小火车。我说，我也很想再来。

    坐在回亚眠的火车上，仍然不住地想这个下午的经历，想一战历史，想华工墓，想这些一代代在此生活的居民。这些淳朴的当地人并不是史学家。历史之于他们，不只是书本上的记录，而更是代代相传的记忆。这些本来素不相识的居民，怀着与他们祖辈一样的对华工境遇的深切同情，热心地给我这样一个华工的同胞讲述他们心目中的这段历史。他们所说的可能并非完全符合史实，但却弥足珍贵。从1916年到1920年，就是在这里，在诺埃尔镇，在诺莱特村，他们的爷爷奶奶一代曾经亲眼目睹万里渡海而来的中华工人们在这里辛苦工作。其中的很多人永远留在了这里，永远成为了这片异国土地的一部分。这段历史虽然短暂，却有着恒久的意义。一战爆发至今整整100年了。对于诺埃尔小镇的居民来说，华工墓园作为本地的一战遗迹，近百年来一直承载着他们的一战记忆。随着一战华工的故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会有更多的人前来凭吊，而诺埃尔镇及诺莱特村与中国的缘分也将一代代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