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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6月25日 星期三

    学术书架

    在圣经与神学之间

    祝帅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6月25日   10 版)
    《圣经历史哲学》(上下),赵敦华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93.00元

        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基督教神学和宗教哲学研究领域,人们在对神学思想史上的众多学者及其思想表现出足够重视的同时,对于《圣经》文本自身的神学思想却有所忽视。这固然与《圣经》文本自身欠缺现代逻辑意义上的思辩性有关,但也体现出中国学术界一段时间内对《圣经》的陌生和隔阂。近年来,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开办宗教学专业,基督教研究蔚然形成新的学术风气。但受以往学术范式的影响,上述情形似乎仍然没有根本的改观。以至于国内的基督教研究常常被理解为基督教哲学研究,即偏重于形而上的思辩和哲学史的方法,对于很多神学家、哲学家甚至已经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恰恰对这些思想的母体——《圣经》本身的文本和知识知之甚少。以至于出现了这样不该有的学术分野,即“基督教哲学”研究在哲学系和宗教学系,而“圣经研究”则常常属于宗教系统的神学院校。这是很不正常的。

        在这种背景中,我们欣喜地读到了赵敦华教授的《圣经历史哲学》(以下简称“赵著”)。作为一册流传甚广的哲学史著作《基督教哲学1500年》的作者,赵敦华教授此册新作别有用意。他敏锐地看到,脱离了哲学的圣经研究易流于信仰的简单注脚,而脱离了圣经的基督教研究则又不啻于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因此在这部新著的开头他明确地修正了自己以往遵循的学术范式:“基督教哲学实质上是圣经哲学,我过去理解的基督教哲学不是圣经哲学。”对于一位功成名就的学者,进行这样的一番“自我否定”是尤其应该引起读者关注的。

        但是,这部著作又不是单纯的“圣经哲学”,而是在标题中就赋予了“历史”在圣经哲学研究中的优先地位。也就是说,这部著作没有简单地叫作一般神学研究中常见的“圣经神学”或者“圣经批评”,而是一部关于“圣经历史”的“哲学”研究,即基于《圣经》文本的历史哲学著作。从题目上来看,这部著作至少包含了两部分的内容,既探寻圣经历史发展的规律(本体论),也反思历史叙述的来源和方法(认识论),这就使得这部以哲学为思想方法的著作,同时在宗教学、哲学、历史学三个领域中体现出交叉学科研究的前沿性来。

        该书上卷重点处理旧约即《希伯来圣经》部分。众所周知,希伯来圣经研究,历来有犹太教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之分别,前者把39卷按照“圣书—圣传—五小卷”的方式做出区分,后者则多概括为“律法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先知书”等四大类。两种学术范式在中文世界中均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前者如李炽昌、游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以及陈贻绎《希伯来语圣经》等,后者则以众多《旧约概论》类专、译著为代表。但赵著则基于哲学视角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研究框架,即“一神论—产业—君王—先知—祭司”。这种研究框架既贴近了以色列民族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又突破了传统的划分,从新角度梳理了旧约的历史叙事,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基督教研究的学术背景——以《旧约》为《新约》的铺垫,奠定一神论的信仰基础,从而为耶稣基督这位天国的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出场做出铺垫。

        在下卷中,作者用了相似而稍短的篇幅重点处理新约历史哲学。对于圣经神学的研究者来说,在一部著作中如何敉平《新约》与《旧约》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内在张力,是对于研究功力和学术背景的一个极大挑战。这是因为《新约》和《旧约》有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文化基础、研究方法以至于信仰立场。因此在国际学术界,研究者常常只是在《新约》或者《旧约》中间专研一个领域,能够兼顾者不多,而能用一种统一的进路完成对新、旧两约的整体性阐述者更是寥寥无几。而本书的一大特点,便是作者把自己的思想和阐释进路贯穿于新、旧两约,虽然采用的是不同的写作体例,但对于《新约》的分析同样引人入胜。特别是作者在新、旧两约之间进行了许多关联性的阐释,这对于以基督教为背景进行的此番研究来说是极其必要的。

        在阅读过程中,笔者也有两个问题始终萦绕于脑海,希望借此机会就教于作者和方家。

        第一,“圣经历史哲学”和“圣经神学”两个研究领域之间是何关系?众所周知, 神学研究历来有系统神学、圣经神学两者之间的“汉宋之争”,前者抨击后者缺乏理论体系,后者则认为前者在圣经本体之外增加的理性、传统和启示等来源冲淡了《圣经》文本本身。但是在以往,这只是神学研究领域内部的争论,现在作者提出“圣经历史哲学”的研究范式,是否有某种调和这两者冲突的用意在?如果有,则“历史”与“哲学”究竟应该在圣经研究中形成何种关系?(并列?递进?)这种研究范式与“圣经神学”的根本区别何在?仅仅以“拯救史”的视角涵盖整部《圣经》,是否也遮蔽了《圣经》研究的其他可能性?

        第二,如果说作者的前一部基督教研究专著《基督教哲学1500年》过分强调了《圣经》之后近两千年的神学历史的话,那么这部纯粹研究《圣经》的学术专著,是否又有所忽视后世神学家对于《圣经》的解释史?对于作者来说,这两本书的楚河汉界当然是泾渭分明的,但对于读者来说,特别是仅仅阅读了其中一部的读者,则这样的区分是不是又有意疏远了二者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说,笔者感觉在《圣经历史哲学》和《基督教哲学1500年》这两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一些过渡性的环节,在《圣经》本身和一部基督教解释史之间建立联系,而这同样也是中国读者所需要的。

        提出这些问题,或许是因为本书缺少一个长篇的“结论”来总结和阐明作者的全部立场和研究结论,这对于笔者来说似乎有些意犹未尽。笔者特别希望见到作者对于《圣经》文本和此后的基督教哲学之间的历史联系的阐述,以及作者从事此番“历史哲学”研究的心得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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