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许崇德先生

    3月3日傍晚，我习惯性地打开邮箱，接收邮件。其中一封是新中国宪法学奠基人之一的许崇德先生当日回复我的邮件。邮件中就我提出的他修改后的大作《国家元首》书稿中的一些问题一一加以答复。先生不会用电脑，所以很多邮件都通过他的学生或者家人转发给我。没想这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联系。隔日收到先生的儿子许平沧先生发来的邮件：家父已于3月3日不幸过世！我的第一反应是邮箱中毒了！上网查了一下，心中陡然一沉。斯人已逝，往日交往的一幕幕，不断浮现于眼前。

    因为“大家丛书”的关系，我认识了先生，那是2012年的春天。记得第一次给他打电话，说明我想做他的传记，他说要考虑一下。几日后，《大家》栏目的副制片人杨丽女士来电话核实这件事情。核实过后，先生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写作过程非常顺利，我也借那年夏天出差的机会拜望了先生。先生怕我不认路，一早就安排好人接我。先生的家乡是青浦，这个地方原来属于江苏，所以先生自称与我这个江苏人是老乡。我本对先生诚惶诚恐，见先生如高山仰止，却不曾想到先生如此慈祥、和蔼。我说想和他合影，他同意；我说请他为我们出版社即将到来的六十周年题词，他欣然应允；我说请他吃饭，他表示可以。曾听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老师开玩笑说，请先生吃饭一定要带够钱，因为他是从来不看菜单价格点菜的，而且是位美食家。我们选了江浙菜系，虽然在北方生活了多年，先生口味却依然清淡，那天先生显然是手下留情了，最贵的菜不过是盘龙井虾仁。结账时还被一同前去的先生的学生朱松岭老师抢着买了单，反而变成先生请我了。

    第二次去先生家是快一年以后，一是感谢他费心为六十周年社庆的题词，二是我们想做一套宪法知识丛书，想听听先生的意见。两位社领导和我一起去了先生位于人大旁的家中。当时先生因为肺部问题刚刚出院不久，家里放了不少绿色植物，他本坐在客厅铺着绣花沙发方巾的沙发一角，见我们进门，主动起身与大家握手。看到两位领导的名片，说这位和他通过电话，那位合同书上见过漂亮的签名。瞬间就让大家都亲近了起来。我们说出想做宪法知识丛书的想法，先生表示很为赞成。我们说想请他当主编，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主编有挂名和实际之分，回宁不几日，先生就把编委会名单和丛书体系罗列了出来。没想到这位八旬泰斗这么把我们的事情放在心上，而且考虑得非常周到细致。中国宪法学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分别担任本丛书的总顾问，让我在欢心之余不禁疑惑。欢心在只有先生有这样的威望可以请到如此分量的总顾问，疑惑在这两位论辈分是先生的学生，按照平常的惯例，学生名字怎可排到老师名字之前？没想到先生慨然道：只要对丛书有利，他的名字排到哪里并无所谓。

    2013年6月，我们在北京召开了“宪法知识丛书”的第一次编委会和作者见面会。在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会议室中，年轻的学生们簇拥着先生慢慢走来。一打听才知道，先生还一直在带博士。下午开会时，怕大家疲劳，准备了茶和咖啡。我本想如此年纪的人，大多喝茶，没想到先生却要咖啡。还说：“我也要尝尝鲜，要有创新精神，要与时俱进，不能被社会淘汰呀！”老先生对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对我而言，真正的身份就是教书匠。如果我想去从政，估计现在官位不小了；如果我想挣钱，干干律师，也早腰缠万贯了。但这都不是我喜欢的。我就喜欢带学生，看到他们成才就能看到我的贡献和价值。”学生们对先生的尊重和爱戴让我深有感触。这种爱不仅体现在先生身前，更体现在先生去世之后。3月7日的八宝山公墓，出席先生追悼会的有700多人。除了国家领导、原港澳立法委员、法学院的老师，更多的是学生。他们中很多人都不算是先生的弟子，因为曾经受过教诲，所以自发前来。这份身后的荣誉恐怕真的只有先生这般的师者才能拥有。正如挽联所写“学而言宪六十载，身以传道三千徒”,昭示了他一生为学育人的巨大成就。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2014年1月的北京书市期间。因为临近春节，我想提前给先生拜个年。出发前给先生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几日去京，几日去看他。没想到火车还没到北京，他就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安全到达。后来手机恰巧没电了，到达宾馆充上电，发现有他的三个未接来电，我心中忐忑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急急赶到先生家。进门看到先生坐在我熟悉的沙发一角，静静等着我。“许老师，有什么事情？”我忙着问。没想到他首先抱歉说因为他家里有亲人生病，所以耽误了一些统稿时间，向我表示歉意。他只需在电话中说一声便足以体现对我的尊重和礼貌了，但先生没有。他如此正式的表达，让我非常感动。言语间，门铃响了，先生让我去开门，是老伴陈老师买菜回来了。待又坐回沙发上，先生问：“知道我为何要你去开门？”我摇头不知。“宁宁，因为你比我上次见到你胖了，所以让你多动动。”呵呵，如此幽默的老人真的让我不能不怀念！

    我们这套丛书成为先生人生的最后一个项目，我很庆幸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能经常聆听他的教诲。先生非常欣赏苏东坡《浣溪沙》中的名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他曾在一本书的自序中写道：“我只能实践古人所说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倘若幸而来日尚多，且能保持健康的话，我将继续奋力，攀登学术高峰，为我毕生从事的专业鞠躬尽瘁。”我也曾从他口中听说，他并不是当时禀赋最好、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但是他热爱宪法学，所以执意读了研究生，并且一辈子研究下去。

    时至今日，我依然觉得先生并未离去，他的人格魅力将伴随我们这套书，伴随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