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以及如何编“全集”

    五、翻译与编书

    六、个人著作还是专题档案

    （上接第9版）

    如果是著名翻译家，若傅雷、朱光潜或周作人，编全集时，当然要收译作。但如果其翻译与从事的专业没有关系，要不要收入，则属于两可。

    作为专业造诣很深的语言学家，高名凯翻译罗素的《哲学大纲》或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都在情理之中；但你很可能没想到的是，他还是著名的巴尔扎克小说翻译家，有二十种译作，集中刊行于1946-1954年间。我曾因此撰文讨论语言学家的文学兴趣（陈平原《语言学家的文学事业》，《中华读书报》2011年4月27日）。与此类似的，还有王力（了一）留学巴黎期间，翻译许多法国文学名著（左拉、莫里哀、乔治·桑、纪德等）。最初是为了解决生计，可译着译着，译出了兴趣，译出了经验，也译出了名声。但如果编全集，是否需要收录这些翻译小说，值得斟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至1991年刊行的《王力文集》（20卷），除专业著述外，兼收序跋、书评、杂文等，但不收译作。近期中华书局准备推出新版《王力全集》，据称25卷36册，且收入“译著二十余种”。这么说来，其早年译作有望“登堂入室”了。

    编全集时收不收译作，学界历来有争议。就以鲁迅为例，1938年印行的《鲁迅全集》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收鲁迅著作、译文和部分辑录古籍，共20卷。1956至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的《鲁迅全集》，只收作者著作及部分书信，共10卷。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20卷的《鲁迅全集》，第11至20卷包含鲁迅早期译作《月界旅行》、《域外小说集》、《爱罗先珂童话集》、《苦闷的象征》，以及后期译作《毁灭》、《死魂灵》。等。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16卷本《鲁迅全集》，是最为流行的权威版本，此版除鲁迅本人作品外，古籍辑佚或外国译作只收序跋。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18卷本《鲁迅全集》，基本保持1981年版思路，只是增加了若干佚文及注释。为了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竞争，2012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刊行的《鲁迅全集》及2013年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的《鲁迅全集》，都声称涵盖了鲁迅创作、翻译、古籍辑校和科学普及四个方面的所有著述。最勇敢且规模最大的《鲁迅大全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共33卷，约一千五百万字，但其不分青红皂白，一锅乱炖，学界大都不以为然。相对来说，我更倾向于在创作及学术的《鲁迅全集》之外，刊行《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以及《鲁迅译文全集》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与王力、高名凯的情况不一样，鲁迅的翻译与创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译作不管今天看来有多少毛病，都值得整理与重刊。问题在于，用什么办法重刊，是收进全集里，还是单独印行。我之所以主张让译作及辑录古籍“单飞”，是考虑到《鲁迅全集》发行量很大，没必要让非专业的读者“闲置”大半部全集。

    这就说到了《章太炎全集》，我主张收入英国斯宾塞尔著、曾广铨与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以及日本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译《社会学》。章太炎的外语水平如何，是独立翻译还是仅起润色作用，这都不在我考虑之列。我关心的是，此举起码表明章太炎的文化视野及学术兴趣。至于《太炎先生著述目录后编》（《制言》34期，1937年2月）中提及，章太炎曾译有《希腊罗马文学史》，“此书译自日文，与前书（《儒书稽古录》）同归长沙章氏”。不知道此“未刊稿”是否尚存天地间，若真能找到且整理出版，对学界来说无疑是福音。

    为“大家”编全集时，收不收其编选的书籍，这不能一概而论。一般仅收此类著作的序跋，以见编者旨趣；但也有例外的，如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就可以进入全集，因作者将其作为著作来苦心经营，且确有自家面目。只是这样的好事并不多见，故谈及“编书”是否进入全集时，我倾向于从严掌握。

    编“全集”的最大困惑是，这到底是“个人著作”呢，还是“专题档案”？很多分歧其实是由此而生。举个近在眼前的例子，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998年刊《蔡元培全集》，总共18卷，之所以比高平叔编、中华书局1984-1989年刊《蔡元培全集》的七卷本多出这么多，有钩沉辑佚的功劳，但很大程度在于增加“当时由他主持制定或以其名义发布的重要公文、法规等”。凡从政者，每天都在签文件，这些东西该不该收入全集，是个棘手的难题。当初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就曾为此事纠结很久。我曾参与讨论，最后敲定的方案，便是《编辑凡例》所说的：“附录部分收入由梁启超签署之公文，以备研究者参考。因数量过多，凡编者以为意义不大者，仅作存目，不列原文。”章太炎没有这个问题，可如何看待其民国以后的各种通电，是否将其全部收入全集，同样值得考量。

    还有读书笔记以及类似读书笔记的短文，到底该不该进入全集，这得看编者的眼光及评价尺度。说句玩笑话，今天的“大家”，去世前若不认真清理硬盘，后人编全集，不知道将闹出多少“冤假错案”。因为读书笔记与短文之间，有时很难分辨。在这方面，杨绛非常明智——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协议，将钱锺书的全部读书笔记影印出版。这套《钱锺书手稿集》，共分《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外文笔记》三部分，前两部分已于2003年、2011年出版，篇幅最大的《外文笔记》最近也已陆续刊行。说好这就是读书笔记，不是个人著作，“钱迷”们尽可在里面翻江倒海，其他人则不妨敬而远之。

    这样明确区分，对于作者及读者来说，都是大好事。既保留了资料，也避免了误伤。以此类推，我倾向于全集就是“个人著作”，至于“专题档案”，不妨另外编印——后者针对的是专家中的专家，或有特殊癖好的读者。将两者混为一谈，必定使“全集”功能紊乱，变得越来越复杂，规模也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就是远离一般读者，只能藏身于图书馆。

    我心目中的《章太炎全集》，应该是一套可读、可藏、可信赖、可把玩的好书。

    （此文据作者2014年6月10日在“纪念章太炎先生诞辰145周年暨《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2014年6月16日定稿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