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错？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监管政策必须避免，在审慎中向前推进，充分鼓励和规范金融创新实践，才能适应这一金融泛化的大趋势和大潮流。

    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6个年头了。如今，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的经济似乎已经走出谷底，而罪魁祸首华尔街，不仅安然无恙，反而过得红红火火、更加滋润了。作为引发次贷危机的导火索——花样繁多、结构无比复杂的信用衍生品，信用违约掉期其实处于最低、最基础的层面。一切都是在其上的创新和发展，它是所有信用衍生品的核心或者原理层级的概念。用工具杀人者往往并非这个工具的发明者。而因为某些信用衍生品出了事，就一股脑儿地将责任推给信用违约掉期，显然并不客观也不公平。

    《摩根女投行家》作者的立足点是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于信用违约掉期，并追责那些应用这一概念的人，作为投行从业人员，我对此持不同看法。信用违约掉期只是一个基于模型的金融工具，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当然，对于这个模型的运用，即对贷出款项进行的一种保险，以防借款者出现违约情况，有较强的限制条件，不能肆意扩大使用范围，甚至恶意利用它将自己的损失转嫁给他人。现在我们看到的问题正是出在应用环节。所谓橘生淮北为枳，但橘有何罪？

    但是，我能够理解作者在写作时的愤怒，因为类似危机之前在信孚银行身上就发生过了。但并没有人从中吸取教训，无论本书主角布莉斯·马斯特斯，还是更高级的银行家，乃至美联储和监管机构，都没有因此而警醒。而是任由华尔街的贪婪借助这一工具不断衍生为巨大的恶性肿瘤，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等到了结算一切的时刻，全球每个人都要为此埋单。试问作为普通民众和纳税人，何罪之有？

    有的金融创新确实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当然，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媒介和润滑剂，有其毋庸置疑的贡献和必不可缺的地位。但是金融加上高科技手段，产生的威力实在非人力所能预测和控制。关键在于划定制度边界和强化预防控制，而不应因噎废食，责难甚至打杀创新。创新无止境，贪婪有止境吗？前者来自于人，而后者是人性中最无可回避的基因。我们应该尊敬那些金融和数学天才，包括布莉斯·马斯特斯这样的开拓者，他们都是难得一见的人才，不是什么巫师鬼怪。

    次贷危机的爆发，也不幸地阻碍了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特别是资产证券化深受影响，不得不中断尝试。作为后发者，我们也旁观了欧美金融先进国家走过的弯路和坎坷境遇。但是无论资产证券化还是信用违约掉期，它们本身都是非常有益的工具，我们不应将其扼杀。这些处于很基层的创新，应该得到更为充分和适当地运用，以提升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水平。

    我们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是：鼓励创新，但要加强监管，为创新划定边界。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相当庞大，而其实质还算不上是创新，比如同业之间种种资金借助通道的腾挪，已经被利用到了极致。这种中国化的低水平金融深化，并不值得鼓励。虽然，对于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整体基调是正面的，但应充分注意发展方向。缺乏创新的制度套利，其本身就是恶性肿瘤。制度永远不会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在金融改革和开放的进程中，情况更是如此。制度套利和监管，本身就是博弈的一双对手，让其良性互动才是正途。金融深化和改革开放，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但是，即便中国不这样做，在全球化的今天，仍不免会深陷其中。这说明问题不在于前进，停滞是不可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监管政策必须避免，在审慎中向前推进，充分鼓励和规范金融创新实践，才能适应这一金融泛化的大趋势和大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