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自愿为奴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和思想基础。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伏尔泰的自然权利说，为大革命的先驱高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并使之成为普世价值，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其实，在启蒙运动三杰之前，即16世纪中叶，有一位年轻的法国学生艾蒂安·德·拉·波埃西，就已经提出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主张，他的这些思想写在《论自愿为奴》中。

    拉·波埃西1530年11月1日出生在距离佩里格不远的萨尔拉小镇上，乃父是佩里格地方行政长官的副手，却英年早逝，使10岁的拉·波埃西成了孤儿。他是由深受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影响的叔父抚养成人的。拉·波埃西曾在排名仅次于巴黎大学的奥尔良大学攻读法律。就在读大学的初期，当时只有18岁的他写了一篇论文，即后来成为他一生最重要作品的《论自愿为奴》。1554年5月17日，大学毕业不到一年的拉·波埃西被任命为波尔多议会的议员。1563年8月18日，罹患痢疾、也可能感染了鼠疫的拉·波埃西不幸去世，年仅33岁。

    拉·波埃西的出身及他以后所服务的阶层，都属于上流社会及统治阶级，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写出了这样一篇为底层民众与被统治阶级“鼓与呼”的檄文的呢？有一种解释是，1548年，法国的吉也纳爆发了一次反盐税的暴动，结果遭到血腥镇压。这可能让拉·波埃西感到震惊，由此开始思考自由与暴政、平等与专制之间的关系；思考权力对民众的合法性问题；分析民众对权威的屈从，以及被统治被奴役的根源所在。于是，他将这些思考写入了《论自愿为奴》一书中。

    拉·波埃西认为：自由是否天生，实在没有讨论的必要。因为，这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天然权利。“任何人，只要他处于奴隶状态，他必然会感到极大的伤痛。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不公正更加违背天性。”拉·波埃西以某些动物一旦被捉就会很快死亡，以及其他大小动物，“一旦将它们捕获，它们会以爪子、角、蹄、嘴做殊死搏斗”为例，说明自由对于动物如同空气和水一样的重要。为了自由，它们不惜舍命一搏，不自由，毋宁死。动物尚且如此热爱自由，何况贵为万物之尊的人类！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动物，除非他的天性被“可悲的邪恶”扭曲了，否则人是不可能拒绝自由的，“须知人实在是生来就是为了过自由生活的唯一动物”。

    既然如此，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存在广泛的奴役现象？拉·波埃西对此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城镇、那么多民族，有时候竟能够忍受一个独夫暴君的为所欲为？”暴君并无三头六臂，甚至许多方面还不如普通人，但为什么人们对其俯首贴耳、忍气吞声，任其为非作歹、欺压盘剥？这究竟是为什么？在拉·波埃西看来，正是民众的沉默纵容“喂饱”了暴君，使其“不断强大，愈发有力来摧残和毁灭一切”。但只要民众觉醒了，不再惟命是从，暴君的统治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

    他得出结论：“只要人还有一丝人性，要使人沦为奴隶，至少必须有两个条件的一个：或者他们被迫为奴，或者他们被欺骗。”自由本来是人的天性，对于暴政人可以选择反抗，但民众偏偏屈服忍受奴役，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自愿为奴。而人们自愿为奴的第一原因，“就是他们生来就是奴隶，他们在奴隶生活中长大”。换言之，一个生来就是奴隶的人，不知道自由为何物，不明白自由的珍贵与价值；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也不会懂得光明。没有自由的生存环境，导致了人们对被奴役状态的逆来顺受或习以为常，因此，习惯是导致人们“被欺骗”、自愿为奴的重要原因。相反，享受了自由所带来的尊严和美好生活的人们，是不会心甘情愿沦为奴隶的。拉·波埃西十分推崇的雅典人、斯巴达人，比如在希波战争中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率领300勇士血战温泉关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以及公元前73年，犹太军民起义反抗罗马人的暴政，坚守马塞达要塞数年之久，宁死不屈全部自杀的故事，都是古代希腊人、犹太人崇尚自由，视自由为人生的最高价值的历史见证。

    自由的前提是平等。平等是人与人之间形成良好关系的基础。说到拉·波埃西，就不能不提法国大文豪蒙田。蒙田在其写于1580年的《论友谊》一文中讲到，他在认识拉·波埃西之前就读过《论自愿为奴》。两人能够结为终身挚友，可以说是《论自愿为奴》为他们架起了桥梁。蒙田对两人的友谊评价很高。拉·波埃西也十分珍视友谊，他在《论自愿为奴》中写道：“友谊的位子只能存在于完全的公平之中，友谊的行进总是平等的，不能有高低不平。”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角度去理解《论自愿为奴》：友谊只能存在于两个平等人之间，而奴役恰恰以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为基础。正因为拉·波埃西向往和珍视真挚的友谊，因此对人间不平等的奴役现象和暴政非常痛恨，进而诱发他对其进行剖析和批判。

    美国作家怀特说过：“自由乃是人世间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护的神圣状态。” 拉·波埃西的《论自愿为奴》，可以让我们加深对这句名言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