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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6月11日 星期三

    名家阅读(89)

    陶涵《蒋经国传》的得与失

    何卓恩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6月11日   10 版)
    《蒋经国传》,[美]陶涵著,林添贵译,华文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42.00元

        最近我应邀为武大学生讲蒋经国,重温了美国外交家陶涵十多年前出版的《蒋经国传》。

        自从20世纪中期中国“江山易主”,外国人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热情就越来越兴味昂扬,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的传记也很多,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胡适、毛泽东、邓小平,都有人写。有关蒋经国的第一本比较重要的传记,出自刘宜良,笔名江南。他虽是台湾人,说起来那个时候的身份已是美国公民。陶涵这部《蒋经国传》算是第二部,也是更完整的一部,因为江南的书并未写完蒋经国的一生。陶著《蒋经国传》十多年前同时在美国和中国台湾推出,但书名有点区别。英文版叫《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与他在中国及台湾的革命》,台湾正体中文版名字是《台湾现代化的推手:蒋经国传》。问世以后,好评如潮,中国大陆先后出了几个版本的简体中文版(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和华文出版社2010版),不过都略有删节,书名也简化为《蒋经国传》。

        这部传记显著的特点有三个。第一个特点是访谈资料多,其中大部分是作者本人所做的访谈。访谈范围包括与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各方面人物,像他的家庭成员蒋纬国、章孝严、蒋孝勇、蒋徐乃锦,他当年的追随者贾亦斌、艾启明、陈正卿、夏功权等,他曾经的随从秘书温哈熊、孙义宣、宋楚瑜、马英九等,他的亲信部属王昇、李焕、钱复、郝柏村、蒋彦士等,一些政治经济界重要人物陈立夫、李国鼎、谢东闵、高玉树、谢聪敏、康宁祥等,一些外国情报和外交人员,如美国的高立夫、费浩伟、李洁明等,甚至还有当代研究两蒋和国民党历史的专家,包括我们大陆的杨天石教授。其他文献也比较丰富,尤其是作者所在的美国报刊和情报资料。

        第二个特点是视野宏阔,不是将蒋经国单纯作为一个太子型人物进行描述,而是结合到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局势的变迁来把握。在作者的叙述中,蒋经国从苏联得以回国,那是斯大林世界战略精算术的一部分,是苏联为化解腹背受敌(也就是东西两面同时遭遇德日夹击)的危险而促成国共休战联合抗日的结果;蒋氏父子逃到台湾采取威权统治,则既与朝鲜战争发生后美国对台湾的战略保护有关系,也与两岸共守“一个中国”信念分不开,还涉及到台湾从日本回归中国后特殊的民心世情;而蒋经国之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改弦更张开启民主转型的序幕,原因则更为复杂:包括特务机构的闯祸,岛内民运的勃兴,美国基于与苏联冷战的外交变化,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及对台和平攻势,还有国民党自身正在加速中的本土化。这就使得这部人物传记,实际上也成了一部中国(包括台湾)的现代政治史。

        第三个特点是臧否兼具。写人物传记,通常太容易将自己的感情或者利害融进去,对传主由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辩护。这就很难避免褒贬有偏。陶涵是个外国人,而且与蒋经国本人没有往来,这种身份倒是有利于保持评判的中立性。在书中,作者也确实对蒋经国的铁腕手段有不少批评,列举了其在台湾威权统治时期滥杀无辜的一些数据,以及他对于不利于其政治形象的私情(如终生不见两个非婚生儿子)的不近人情的处理,对于政治敌人与对手的凶狠无情。当然传记的基调仍然以肯定为主,特别是肯定蒋经国的亲民,和在台湾经济崛起与民主转型方面的作用。

        不过物有两面,往往成也在此、败也在此。陶涵的另一部书《蒋介石传》出版后,汪荣祖先生曾经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给予严厉批评。汪先生批评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史实之误”,二是“翻案”意图明显。这两个方面在《蒋经国传》里其实也有体现。

        由于这部传记资料的采集以访谈和实地调查为主,相对忽略了历史现场的客观史料,比如雷震等人的日记关于两蒋在五十年代台湾的作为有不少实时记录,传记作者就基本没有用过。时隔多年的记忆如果不能取得实时资料的印证,多少就会影响到若干事实的准确性。书中细节方面的错误确实是比较多的,比如把国军天津失守说成和平投降,把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说成坐牢,把雷震案四人被捕说成二人被捕等等。

        在人物评价方面,突出蒋经国民主“推手”的角色并不为错,但为了突出这一角色而对他以往的政治意识做些想象性的理解,似乎蒋经国很早就有民主转型意图,则显然有溢美之嫌。最近香港《开放杂志》就刊出一篇文章,置疑这部国民党大佬资助的传记“混淆是非”、“其格调与过去蒋家御用史家的作品其实差别不大”,并举出胡适、雷震、白雅灿、杨金海、彭明敏、黄信介、施明德、余登发等受打击迫害的事例,力证原本“蒋经国思想中没有民主的痕迹”,与其说他是“台湾民主推手”,不如说他是台湾民主运动的杀手,直指“把杀手说成推手”,不是“黑色幽默”便是“谎言”。《开放杂志》的批评也许过激,毕竟陶涵并没有否认威权时期白色恐怖的存在,但指出蒋经国威权时期思想真相,却是事实。

        最近几年来,中国大陆读者对了解蒋经国的兴趣好像越来越浓,我觉得,这部书对于中国大陆社会公众了解蒋经国这个人,还是颇值得一读的。传记中的瑕疵,可以通过多元阅读来解决,读不同作者所写的同一主题的书,自己就会有判断,不会被牵着鼻子走。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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