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由这里起步

    出版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艰难的选择》，与经由浙江文艺出版社而问世的《论小说十家》，大致写在同一时期，是我最早的学术作品。我的学术写作往往周期较长，收入《论小说十家》中的各篇，撰写时间由1980年到1985年；《艰难的选择》，则在1981年由北大毕业后动笔。同一段时间里，既做《选择》中的“综论”，又写两本书中的作家论、“形象”论，不同方式的写作交叉进行。前者以“问题”为线索组织材料，“人物形象”即在其中；后者以作家为中心，未必没有“问题意识”。此后的《北京：城与人》与《地之子》也如此。1990年代进入“明清之际”，才有所改变。有年轻人问我何以不作明清之际的人物研究，我说自觉功力不够。没有说的却是，至少到现在，尚未遭遇强烈地吸引我、使我能下决心付出数年时间精力的人物。我说的是“吸引”，而非思想史、学术史地位。“吸引”更基于对其人性情、人格等等的感受。其实现当代文学也如是，写的只是作家论，而非关于某位作家的大著作。强烈地吸引过我的人物，惟有鲁迅；所以不写，却又正因“强烈”（收入本书附录的与鲁迅有关的一篇，只是读研期间的作业）。于是就有了这本书中的“十家”。

    职业的阅读与兴趣的阅读，选择自有不同。选中这一家而非那一家，“小说艺术”方面的考量之外，考虑的更是是否有话可说，有文章可作。而在进入“中国现代文学”这个专业之前，我所有的，只是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文革”中读鲁迅的经验。因此“十家”之选，与我的个人爱好无关，或曰关系不大。并不喜欢的作者，或可能有一得之见；偏爱的作品，写来却未见得总能尽意。能力之外，也系于个人状态。“状态”这东西有点儿微妙；理想的写作状态，更像是拜冥冥中某种神明所赐，随时会被收走似的。机缘难得。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想我已可以使用这种说法了——好的状态，只是偶尔的事，所谓可遇不可求。“小说十家”后，有“京味数家”（《北京：城与人》）、“知青作者”（《地之子》），各篇质量不一，却将那种活跃的感觉维持了一段时间。仍然会如最初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时那样沉湎其中，难以自拔。那种阅读状态与写作状态，令我怀念。

    我一再说到我学术工作的入手处，是读作品，一本一本、一篇一篇地读过去。进入明清之际后仍然如此，对各家文集，一卷一卷、一函一函地读过去，将阅读当时的感想随手记下。作家、人物论，即由这些笔记的片段拼贴而成——这也是我沿用至今的工作方式。这当然是笨办法。我曾说过自己素乏捷才；我的笨办法应当没有普遍的适用性，只不过于我有用。当年的笔记有一大摞，毁掉时很费了气力，对那些辛辛苦苦写下的文字并无惋惜。那在我，只是一个过程的留痕。过程既已结束，痕迹就无须保留。

    当今的年轻学人，受“论文制作”规程的训练，怕的是终生不能脱出那种套路，已不屑于或没有余裕从容地读作品。我当然了解他们的治学条件以至生存环境，不愿以自己的那一套教人。但专业界文学阅读能力与文字能力的普遍退化，实在堪忧，或许竟是文学研究面临的一大危机。

    “十家”多少有鲁迅所讥“十景病”之嫌；其中有几篇确也写得勉强。所幸的是，没有太受文学史写作那种“排座次”的影响。自己满意的几篇，阅读中确有心得。2007年吕正惠先生提出在台出《论小说十家》的新版，我说没有必要吧，吕先生说，那你说说还有多少人研究张天翼、吴组缃、骆宾基？其实我至今并未调查过，关于“十家”中除沈从文、张爱玲（或许还有老舍）以外的诸家，后来的研究状况究竟如何。

    由台北人间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即《中国现代小说家论集》。确是“新版”，调换了几篇，删除了几篇。吕先生的眼光很厉害，他提出调换或删除的，正是当时写得勉强或自己不满意的。问题并不都在所论小说家。有的小说家，如路翎，我至今仍以为他的某些以工矿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力度罕有其比，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奇葩；阅读中感受到的冲击，至今仍然记得，只是没有能力将自己的体验充分传达出来罢了。当然那只是阅读当时的印象。我已久不读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不知重读之下，感觉会不会不同。

    2011年三联版的《论小说十家》，在台湾版的基础上略有改动。我在台湾版的后记中说，“重读中最感刺目的，是某些处的表述方式，包括所使用的概念术语。由此一端，也感到了自己在二十多年中的变化——你所思考的，与你借助来思考的。”那篇后记还写到了当年分析工具的匮乏，资源的有限，我个人阅读经验的狭窄，“但写作当时的专注与投入，即使经过了二十多年，也仍如在昨天。还记得其时寻找入口，以进入‘作品世界’；寻求与内容相宜的文体、表述方式，竟有一种类似‘创作’的热忱。”也是在那篇后记中，我说自己不是一个“苛刻、口味过分挑剔的‘专业读者’”，因多少体验过一点写作中的甘苦，对中国现代作家“不至有意苛责，以显示议论尖新、见识超拔”。这确也可算得本书的一个特点。

    201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年集”，我的一本选入了写郁达夫、萧红、张承志的几篇，作为自己的年度代表作。写了多篇作家、人物论，至今以为较少遗憾的，却只是写萧红与傅山的两篇。“小说十家”中，萧红以外，较为满意的，尚有骆宾基，及收入附录中的《五四小说家简论》，都写在1984、1985年。算了算，自己学术工作最顺手的时段，即由此开始，到完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大致结束，前后不过十几年。这期间所写文字，过此就难以写出。人的“学术生命”也有如此的脆弱！ 

    上海九久读书人将此书原版重印，也就将原貌呈现给了读者，包括诸种缺憾以至滥用引号一类不良习惯。鲁迅说到过自己的惭愧却不悔“少年之作”。黄宗羲曾用欧阳修的例子，为自己的修改旧作解嘲。我因学术起步时已非少年，对于文字又一向“矜慎”；纵然是短文，也会反复修改，不惜用了杀牛的气力杀鸡，却也仍有惭愧。即如收在本书附录中两三篇。写得不满意，是能力问题；写作当时，仍然是全力以赴的。至于写作能力与生理机能一道衰退，则是自然的事。总有写不下去的一天，那就索性搁笔，悠悠然地读有趣的书，欣赏别人的好文章。

    “文革”中将鲁迅读到如醉如痴之时，压根儿不会想到会有一天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专业有何关系。发生在后来的事，更像是命运的安排。我对这种安排怀了感激。

    我曾在学术自述中，一再谈到1980年代的文化风尚，谈到作家、学人与文学编辑、学术编辑间的同志之感。我的《艰难的选择》收入其中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探索书系”，与《论小说十家》忝列其间的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论丛书”，在我的经验中，是最早推出的文学研究、评论类大型丛书；入选作者虽已初露头角，尚无籍籍名。出版这样的丛书，是需要眼光与胆识的。经由这两套丛书推介的一批学人，大多如我，有长短不等的写作“盛期”；有一些迄今仍未淡出学界文坛，使丛书策划者的鼓励与期待不致落空。作为两套丛书的作者，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高国平、张辽民先生，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铁流先生间的那一段缘，令我即使在遥远的事后，也感怀不已。至于当时在浙江文艺社、参与策划那套丛书的庆西兄，至今仍在编发我的文章，尤令我亲切而又时时怀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