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还乡

    对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他与这个世界的相遇、相知即是写作。古典汉语诗人所理解的写作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而，写作并非人人可为；人人可为的写作，被东汉文士扬雄视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

    一个古典的文化中国，之所以文质彬彬、道艺相从，只因为其书、其文、其诗、其画，还有那些寻常家什，坛坛罐罐，都隐含着一个天地之心。所谓文人，首先得是一个“士”。何谓士，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这里“十”指的是天地八方之事；“一”指的是一以贯之之道。写风景无限，写人事的跌宕，此乃文人家事；而要在悠悠人世之上还识得一个天道好还，却只有文士庶几可得。

    中华文明的唯一，即在其开启处悟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相应。又遇得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司马迁等一大批殊途同归的贤圣文士。作为明道之士，他们本不欲言，“天何言哉？”然而，时迁世变，文化凌夷，于是有了不得不言的慷慨悲歌。彼时，汉文章与汉文明依然有着“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嫣然。

    写作在这个时代的命运，与其说是来自外在的压力，不如说是来自我们内心的雾霾。“心与物竞”，丢魂失魄，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症候。当语言的泡沫一再地溢出，缄默已无可置疑地成为这个时代的美德。

    虽然如此，于坚的写作却属于不得不言之类。“道成肉身”，俯拾即是。于坚曾说，我是40岁以后才对写作有了自信。我想，这是诗人内心真实的流露。因为有了内心的真实，已到耳顺之年的诗人，“志于道，游于艺”，从容不迫，闲庭信笔，诗歌、散文、文论、摄影，如杂花生树，扑面而来。

    今天，写作抑或艺术的困厄在于话语的泛滥。虽然，我们高谈阔论；虽然，我们著作等身，但“最初的玫瑰”依然隐匿不现。且说，释祖灵山拈花，迦叶会心一笑；且说，梁武帝问道达摩，建寺、印经、度僧，可有功德？达摩对言：“并无功德。”我们说了许多，我们写了许多，我们画了许多，但却无法悟得一个“天道好还”。于坚之所以秀出于林，就在于他为汉语审美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尺度。当更多的写作者依旧迷失在自我的狂欢与身心的分裂之时，于坚却以“诗人的发现”恢复了汉语的灵光。那些逝去的亡灵在当下重现。

    我以为，只有原道的写作才能彰显汉语的尊严与高贵。真正的写作一定是还乡的。而今,于坚已大踏步地走向了归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