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华岗的传奇人生

    提起我的父亲华岗，大多数人会觉得很陌生，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亲历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出版《1925-1927大革命史》，参加“五卅”运动和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到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主编进步刊物《火曜》和《列宁青年》，翻译《共产党宣言》，担任《新华日报》第一任主编；只身赴川康、云南做刘文辉、龙云的统战工作，为顺利解放大西南打下坚实基础；国共“重庆谈判”时，任中共代表团顾问，是毛泽东、周恩来在谈判中的得力助手；靠自学成才，成为一名“学识渊博、文思敏捷的学者”；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创办全国第一份学术校刊《文史哲》,短短5年，把山东大学办成闻名遐迩的一流大学。1955年8月,他突然神秘消失，25年后，《人民日报》刊登为他平反的消息，此时他已离开人世8年之久。

    翻译《共产党宣言》

    最近，北京红展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范强鸣送给我他主编的《〈共产党宣言〉汉译图典》（中央党校出版社），这部图典全面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经典之作，以及解放前翻译《宣言》的8位译者，其中第二位翻译者就是我的父亲华岗。父亲1903年生于浙江龙游，中学时代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被学校开除后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共产党。解放前，他长期从事党的白区工作，曾任共青团江浙两省联合省委宣传部长，共青团江、浙省委书记。1928年5月，父亲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

    从莫斯科回来，父亲接受一项新的任务：按照恩格斯校阅的1888年英译本，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我国第一个完整的《宣言》中文译本于1920年8月出版，是陈望道由日文本翻译的，父亲最早接触到的《宣言》便是这个版本。当时，父亲领导着团中央的宣传组织工作，并主持《列宁青年》的出版，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由于敌人经常在夜间进行搜查，父亲特意在衣服后背处缝了夹层，当听到警笛响时，就迅速将书稿藏入衣服夹层内，转移到另外一个住处，有时一个夜晚要转移好几处。1930年，他完成《宣言》的翻译工作，由华兴书局秘密出版，这是我国翻译出版《宣言》的第二个全译本。从1920年陈望道译本问世，到1930年华岗译本出版，10年间，中国革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诞生，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父亲亦从一名青年学生逐步成长为干练的革命者，他以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和坚实的革命理论，对《宣言》的理解在不断升华，对马克思主义及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有了充分的认识。

    父亲所译《宣言》开创了六个第一：1、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出版的第一个《宣言》中文全译本；2、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第一个由共产党员翻译的《宣言》译本；3、是我国第一次根据英文版翻译出版的《宣言》,采用的是由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本; 4、该书所附马克思及恩格斯所写的三个德文版序言，是第一次与我国读者见面；5、第一次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便于读者对照阅读；6、第一次将全书的结束语译成“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响亮的口号。此前的《宣言》汉译本中，结束语被译作“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父亲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改译，具有历史意义。此后的各种汉译本，对《宣言》的结束语均采用这一译法，只是在“无产阶级”及“无产者”的用语上，有细微的调整。

    《宣言》的华岗译本自1930年在上海初版，至1939年，在上海、汉口多次再版，在当时国统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华岗译本辗转传入中央苏区，并在1934年在苏区得以再次出版，成为苏区军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籍，它也是1935年以前在苏区出版的唯一的《宣言》译本。1935年，不少红军战士带着珍藏的《宣言》（其中就有华岗版本）走上长征之路，这本薄薄的小书成为他们在艰苦征途中的重要精神食粮。

    在国统区，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检查，《宣言》的译本不得不采取伪装形式出版，有的故意未注明出版时间、印数，有的未署译者真名，有的书名只用“宣言”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再加上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此书印数本来就不多，到解放初期，保存下来的已很少。迄今为止,能够搜集到的解放前出版的《宣言》华岗译本只有7种，现分别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江西兴国革命纪念馆、北京红展文化传播公司等处。

    1955年,父亲蒙冤入狱，他的著作、译作全部被封存甚至销毁，直到1980年获平反之后，一些专家、学者在文章中才开始提及父亲翻译、出版《宣言》之事，这段尘封多年的往事终得重见天日。除翻译《宣言》外，父亲还翻译了《1905至1907年俄国革命史》，由上海华兴书局于1929年9月出版。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父亲广泛收集资料写成了《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由大革命亲历者记录大革命历史的重要著作。该书在鲁迅的帮助下于1931年出版，被党中央确定为发展党员的必读书。

    创办《新华日报》 

    1932年初，父亲以中共中央华北巡视员的身份被派往北平、唐山等地，视察指导工作。此时，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调回中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满洲特委，命华岗担任特委书记。同年9月，父亲赴任途中由于叛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因父亲被捕，中央后又任命刘少奇为满洲特委书记。1934年6月底，虽然查无确证，但当局仍对华岗判刑5年。1937年2月7日，父亲被送往武昌反省院。9月，中共代表董必武到达汉口。董老一到汉口，就找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华岗。

    1937年10月，父亲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负责筹办《新华日报》,当时已有潘梓年、章汉夫、杨放之、徐迈进等人参加筹备工作。父亲曾在董必武身边工作多年，董老很了解他的才干，亲自推荐他出任第一任总编辑。在国统区办报困难重重，父亲此前未办过报纸，报社的大部分成员也属“外行”，但他团结全体同志，仅用3个月就完成筹备工作，1938年1月，该报在汉口正式出版。

    父亲还亲自动笔撰写社论和文章，在当时的国统区，他和胡乔木、王芸生被誉为“最好的三大手笔”。《新华日报》仅出版一周时间，就有国民党特务组织暴徒来搞“打砸抢”，父亲带领报社同志同他们进行斗争，保证了报纸的正常出版。为了抢时间，父亲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在全体同志的努力下，《新华日报》的影响逐渐扩大，成为白区“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但是，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家长式作风，给报社带来严重影响，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反对，也受到父亲的抵制。王明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对父亲实行排挤和打击:1938年5月，突然撤消父亲的总编辑职务，将他派往东南战场任战地记者。

    临行之前，周恩来与父亲进行长谈，鼓励他不要气馁，到新的岗位继续努力。父亲在一个月里跑了三个省，访问近40位县长，写出很多高水准的报道与评论。返回武汉后，他将在前线的见闻写成长篇报道《活跃在东南战场上的新四军》，发表在《新华日报》的纪念特刊上，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同年 6月，武汉失守，《新华日报》准备迁往重庆。8月，父亲奉命率领部分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乘船入川，筹备报社迁渝事宜，途中，一部分报社人员乘坐的“新升隆号”轮船，遭敌机轰炸，16名同志当场殉难。10月，该报在重庆按时出版，其间未有一天停刊！毛泽东在参加重庆谈判时，曾给《新华日报》题词：“大无畏”三个字，对此，《新华日报》是当之无愧的。

    只身赴西南做统战工作 

    刘文辉在四川军阀中号称“拥兵百团”，势力很大。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先是调刘出川抗日，企图利用日军消灭异己，而刘找借口按兵不动，于是，蒋又派嫡系部队入康，施行强占硬夺，刘则坚持寸土不让，准备公开反击。刘文辉认为，国内可以与蒋抗衡的力量只有共产党，决定走亲共之路。1938年夏，董必武途经成都时，与刘商谈抗日救国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刘即表态拥护抗日，反对妥协投降。

    1941年2月，雅安中学新来一名历史教员华仲修，他讲课生动活泼，旁征博引，很受学生们欢迎，他们并不知道,这位文质彬彬的教师，就是中共南方局派来的“特使”华岗。父亲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只身一人来到西康雅安，任务是做川军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的统战工作。在与刘文辉多次谈话中，父亲给刘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介绍中共的政策，建议刘团结川康地方力量，反对和抵制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刘平时派他的参谋长张伯言与父亲单线联系，遇到重大问题则直接找父亲见面。

    此后，父亲又继续扩大统一战线成果。他往来于重庆、成都之间，与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川康绥靖主任潘文华聚谈磋商，敦促西南诸省联合起来，促蒋抗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父亲帮助刘明确政治方向，促使刘与中共开始实际配合。1949年12月，刘文辉投入人民阵营。

    抗战前，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统治着云南，人称“云南王”，他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矛盾，对中共抗战表示赞同，曾托人传讯，邀请周恩来赴滇共商国事。1943年初，有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士经常出入龙云的住所，他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的华岗，因为有过对刘文辉作统战工作的经验，党组织决定派他以南方局代表的身份秘密去昆明,做龙云等人的统战工作。

    父亲化名林少侯，经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楚图南和历史学家尚钺介绍，担任云南大学社会系教授，以此身份作掩护，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同龙云见面。开始，龙云只是听他讲抗战形势和国内状况，避而不谈自己的看法。龙云有少数民族气质，颇重义气，父亲对他以诚相待，使其态度逐步有了转变，主动提出设立电台，直接与中共联系，并对云南的民主运动给予保护。当时，云南的民主运动正蓬勃发展，昆明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而父亲代表南方局对龙云成功的统战工作，便是其中一主要因素。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龙云部队去越南受降，而国民党嫡系部队却逐渐向昆明城内集结，此时父亲多次劝告龙云要提高警惕，龙云却麻痹大意。1945年10月3日，国民党部队血洗昆明，龙云也被送到重庆软禁。幸亏父亲早有准备，妥善作了工作交接，将骨干分子疏散、隐蔽。周恩来称赞说“你的工作很有成绩，不愧是孤胆英雄”。

    三年后，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势如破竹，其重要因素是，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龙云的亲信、西南省主席卢汉等人的相继起义，而父亲为这一历史的转折所起的搭桥铺路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

    在上海“周公馆”的日日夜夜

    1945年，父亲作为中共代表团顾问，参加了重庆谈判。谈判结束后，国共实现合作，中共在上海思南路117号设立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故这一住所被称为“周公馆”。年底，父亲先期被派往上海，筹备建立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工作并担任上海工委书记，母亲谈滨若被安排在工委妇女组，于1946年2月带着女儿抵沪，住进周公馆，户主登记为“政协顾问华实甫（即华岗）住宅”。与之前以秘密身份开展工作不同，父亲这次在国统区的身份是公开的，因而风险也更大。

    国民党当局虽然表面同意中共在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实际上将其视为眼中钉。自周公馆挂牌后，特务们便设立秘密岗哨，昼夜监视。父亲作为工委书记，多次在敌人的监视下，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在此频繁会见民主人士，开展统战工作，讨论国内外大事。据当时的警卫员王德宝回忆：“华岗房间的灯光总是亮到凌晨两三点。有一次，他的女儿病危，夫人谈滨若也病倒了，他仍无暇顾及，邓颖超知道后立刻安排将她们送医院抢救，才脱离了危险。”

    风云突变 ，1947年2月28日晚，国民党当局突然派军警包围了周公馆，限令中共人员5日内全部撤离上海。他们切断电话线，不许任何人出入，并从次日开始，没收一切邮件、禁止中外记者采访。经过抗议和交涉，董必武先带领一批人去南京，仅留下华岗、许涤新和胡绳三人在沪坚持工作，母亲已提前疏散到别处。在这紧张危急的时刻，父亲临危不乱，在做好撤退的各项工作后，才与许涤新、胡绳最后离开，在国民党军警的押送下乘车赴宁。

    父亲撤回解放区后，1948年初，因骑马摔下来，脑部受伤严重，又患肠出血，当时解放区医疗条件差，医生建议转到大城市救治。组织上先将他秘密送到天津，后又转到上海台湾医院。母亲在杭州暂时隐蔽，得知父亲已到沪，便带着我们，直奔上海与父亲会合。

    抵沪后，我们全家根据组织安排，准备赴港。当时，码头上天天有国民党特务在盘查，船票极其难买。十几天后，组织上帮助买到船票，并选择有利时机，派人将经化装的父亲护送上船，我们才顺利离沪去港。到达香港后，父母立即投入新的工作：协助中共香港工委从事统战工作，争取民主人士赴京参加政协会议。

    出任山大校长 创办《文史哲》

    1949年8月，父亲从香港乘船北上，计划途经上海，再赴北平，到中央某部就任领导工作。当轮船驶临上海港时，正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无法停靠，只好继续北上，开往青岛。9月2日，父亲抵达青岛，时任军管会主任的向明来码头迎接，两位老友胜利后重逢，格外喜悦。谈话中向明得知他要去北平赴任，便极力挽留。父亲当时因肠溃疡病发作，身体虚弱，经中央同意，暂留青岛养病。

    受青岛市委和山东大学的邀请，从1950年1月起，父亲以教授身份为山东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还定期为山大师生做关于“学习共同纲领”的报告。1950年11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准备合并，由于学校性质不同，矛盾比较突出，需要一个既有革命身份，又有知识、有能力、会办学的专家学者担任校长，中央考虑：华岗就是最佳人选。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与父亲交换意见，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1951年3月，中央正式任命华岗为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在此之前，中央已内定父亲到北京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要将一所文理工农医科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办出特色，这是任何一位有战略眼光的校长都要考虑的问题。面对三校合一的复杂情况和五院18系的庞大规模，父亲提出重点学科建设、发展山大特色，规划出“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的宏伟蓝图；坚持民主办学、科学管理，很快把山东大学办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

    当时，山大的文、史、哲三个系云集了大批知名学者、教授，师资力量强，学术风气很浓，为了提倡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引领和推动学校教学与学术的发展，1951年5月，父亲拿出500元自费创办《文史哲》杂志并任社长。它的创刊，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一是由于《文史哲》的创办，在全国高校中是头一家；二是由于《文史哲》的学术风貌和全新的理念，代表了新中国学术发展的方向。父亲虽工作繁忙，却几乎每期都有文章发表，并亲自编审稿件，从不领取稿酬。在他的影响下，许多教授也自愿放弃稿酬，所有人员都是兼职的。由于他和编委们的努力，使其成为全国极有影响的刊物，在中国现代史、鲁迅研究、《红楼梦》研究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陈毅同志评价其为“开风气之先”。

    由于《文史哲》的提倡，对于一些学术问题，经常引起国内相关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父亲曾规定：《文史哲》每期必须有一篇理论文章和现实文章，同时，每期还要尽可能推出一位新作者，以提携青年学者。他经常给还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老专家出主意、改文章，亲自指导年轻人的写作，通过《文史哲》培养出一批中青年人才，如蓝翎和李希凡。他们撰写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 《文史哲》上发表，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红楼梦问题的大讨论，也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对该文予以表扬。

    山东大学和《文史哲》在国内外的名望日益增高。它直接介入中国学术界长期争论却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不仅校内专家多次投稿参加，而且还吸引校外的大批知名专家学者前来争鸣讨论，如王亚南、顾颉刚、周谷城、罗尔纲、黄药眠、齐思和、杨宽等。先后展开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农民战争作用问题”等大讨论，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重要影响。苏联、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多个国家都来函索购《文史哲》杂志。

    狱中晚年

    1955年，年富力强的父亲踌躇满志，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他丝毫没有觉察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8月25日夜晚，身为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市委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父亲突遭逮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向明反党集团成员”。在此之前，母亲已被隔离在单位“参加运动”。父亲在青岛囚禁两年，1957年秋被转押至北京秦城监狱。

    1962年，党内纠正一些左的倾向，查明“向明反党集团”为子虚乌有；父亲也被查清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毫无关系，但却因“态度不好”仍被关押。1965年，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同年底，62岁的父亲被押往济南山东省监狱服刑，这正是30多年前他被国民党关押过的地方。

    父亲到济南后，终于允许家属探视，母亲前往狱中，见到父亲头发已全白，仍穿着离家时的旧衣服，上面缀满了各色补丁。母亲回来时，为我带回一件蓝色呢子外套，那是父亲借外出治牙的机会，为多年未见的女儿精心挑选的礼物，为此花去他近一年的生活费。

    1966年，“文革”开始，监狱被造反派占领，父亲的处境更加艰难，健康也急剧恶化。1968年8月24日，本应是父亲释放的日子，但直到1970年3月5日，监狱“军管会”才签发释放令，但仍不许他走出监狱，而是将其安排到狱中的“就业队”。长达15年的狱中生活，彻底摧毁了父亲的健康，他终于病倒在床，失去自理能力。1971年初，父亲送回青岛家中。

    此时，全家人住在一间10平米的小房间，条件极差。早在1958年，母亲就以“包庇华岗”的罪名，被开除党籍，调离中学校长的岗位，到蔬菜公司仓库劳动。母亲和我们四个年幼的子女，仅靠她60元工资，艰难度日。

    父亲回到青岛后，被规定不许出门，不许见他人……此时，他身患重病却只能依靠一些简单的药品维持。那年的春节，是1955年之后，父亲在家度过的唯一一个春节。我利用这短暂的假期，悉心照顾他，一次，给他包了鸡肉馄饨，他吃得津津有味，说“这是离家十几年来吃到的最好的饭菜”。父亲的病情日益加重，万般无奈之下，1972年初，父亲准备重回监狱，争取治病的权利。1972年4月，父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才被送进医院。5月17日，父亲的生命走到尽头，走时身边没有亲人，留下的最后遗言是：“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

    1980年3月28日，经中央批准，为他彻底平反。至此，长达25年的冤案终获昭雪。父亲一生坎坷，两次被捕，在狱中度过21年的漫长岁月，留下几百万字的手稿，这些著作涉及政治、历史、哲学、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值得欣慰的是，他获平反以后，一些重要著作、译作得以再版。如《共产党宣言》、《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中国历史的翻案》、《华岗选集》等，他在铁窗中完成的《规律论》（邢愤思作序）和《美学论要》（林默涵作序）两本遗作，已顺利出版，《华岗传》一书由宋平同志亲自题写书名。2003年，“华岗诞辰百年纪念大会”在山东大学隆重召开，宋平为大会撰写文章，表达对战友的缅怀之情，93岁高龄的费孝通挥笔题词：“革命战士 学界楷模”，是对父亲一生最好的概括和总结。

    今年6月9日是父亲华岗诞辰111周年的纪念日，谨以此文表达对先父的深切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