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是个大学校

    今年是《中华读书报》创刊20周年。在我的心目中，这里就是一所大学校，是教给年轻人真本事、让人回忆起来能感到温暖与力量的好学校。报社有很多有意思的好老师，他们的作品曾是我学习新闻写作的范本，他们的信任、爱护和无私的帮助，曾让我那么地感动;有一大群个性张扬的学生，我们之间的交往毫无功利性，友谊是纯粹的，互相学习也是真诚的;当然，还有一个很好的小食堂，饭菜做得可口、上档次，甚至也因此让自己在出入《光明日报》大院时多了一点点骄傲。作为“毕业生”(2002-2003年，我在报社实习了一年多)，也作为至今不渝的忠实读者，理应用自己笨拙的笔，祝贺她的生日，也祝愿她光明的未来。其实，早在10年前，我已经回忆过在读书报的这段经历。2003年我和好友张锐一起出版了号称“中国本土大学生励志第一书”的《完美大学必修课》，其中关于读书报的一段，我先原文照录如下:寒假过后，我的毕业论文初稿已经写完，其它该忙活的事情也都差多了。于是我决定找一家单位实习，最开始我希望能去《读书》杂志，但是写了信过去人家没给回音。后来看到网上有一个《中华读书报》的启事，说愿意要一些大四已经保研的学生，我一看正合适，于是把简历发给报社。很快他们就通知去面试。到了报社一看:居然来了40多个学生，把一个会议室都坐满了。报纸当时的总编是梁刚建老师，他乐呵呵地走进来给大家介绍了读书报的情况，然后就让我们挨个儿发言，说说自己最近看到听到的和出版界、学术界有关的新闻，我们一边说他还一边记。当时《在北大听讲座》系列刚开始卖火，于是我就讲了这个事情，并且分析了这种“大众学术书”热销的原因。没等我讲完，梁老师马上说，好，你下周把这个稿子交上来。这就是《中华读书报》的风格，也是梁老师的风格。跟所有的编辑记者以及我们这些学生打交道的时候，他都特别爽快，而且他脑子转得特别快，你不经意间说起的一件小事，经他一分析，很可能就是最好的新闻线索。按照报社的规矩，每周三中午实习生要到社里开个碰头会，跟版面编辑坐在一起谈谈自己的选题，梁老师一般都会抽空过来参加。听他一条一条地分析上一期报纸的得失、点评大家的投稿，我觉得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在读书报的实习使我养成了

    一双“新闻眼”，开始对自己周围的世界敏感起来，有很多大家熟视无睹或者视若无睹的事情，其实往往能挖掘出丰富的内涵。有一天我看到北大出版社的一个招聘启事，要求应聘者必须是有德语、韩语、电子等专业硕士以上学历者，我就想，北大自己不是有编辑出版专业吗，为什么出版社不招“专业对口”的毕业生呢?我又把一段时期以来各家出版社的招聘广告找来分析，发现居然没有一家点明要编辑专业的学生，于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接下来采访了一些出版社的老总，听他们讲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又采访了几所大学编辑专业的教授，也听他们对人才培养的意见，最后写出了一个头条《编辑出版专业面临就业市场考验》。实习还使我有了很多接触出版界人士的机会。比如接力出版社的老总白冰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听他打电话，无论说什么事情，当电话快结束的时候，他总是非常热情地连说“好!好!好!好!”声调越来越高，让人觉得很振奋，哪怕你是在讲困难诉苦心里也踏实了。还有金丽红女士，她在华艺出版社的时候我曾经见了她一面，只听她说了十分钟话，但却仿佛看到了解放前那些著名出版家的遗风，她和黎波先生是出版界的“最佳拍档”，无数的明星因为他们的帮助而成为图书市场上的宠儿。做出版或者做报纸的这些长者，他们一方面是市场中的成功人士，是商人，一方面又有学问，懂得文化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出版家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政治家。因此在他们身上能学到很多好东西。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坚持报社的这份工作。当然，值得回忆的人和事还有很多。好多老师和朋友，这些年来联系不多了，但哪怕只是一面之缘，这缘因书、因报而起，便是难得的雅缘。缘起不灭，情谊将常在彼此心间。从读书报“毕业”，到留在北大工作，也已经过去十年。我时时想，假如有机会再选择，或者自己出来创业，那最理想的职业就是办一份报纸，像读书报这样，既有文化，又是事业，既属于同好小圈子，又能接地气，辐射全社会，好看也好吃。如果从规模或者“级别”来说，读书报很小，但其实她的格局很大，敢想敢干，而且能干得像个样子，干出很大的影响力，敢放手用新人，让人这里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活力，敢在框框里面把创新做到极致，“古法尽能新有馀”，这些都是最了不起的，也铸成了读书报的“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