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通朴实的《旧日笺》

    《旧日笺》是龚明德对徐志摩、叶圣陶、梁实秋、茅盾、沈从文、巴金等现代作家“没有刻意为写而写的随手书法小件作品”细细“试考”的结集。

    已故学者樊骏曾说，“历史上的文史资料主要是由一代又一代皓首穷经的学者以他们毕生精力收集整理得来的，与此不同，如今甘于寂寞、一辈子埋首故纸堆、以史料工作作为自己惟一事业的专门家，已成凤毛麟角，至少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中是这样”。然而龚明德就是这“凤毛麟角”之一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坚持“有些事，要弄清楚”，一直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证考索，他“长于考证，能够以细密的考据功夫辩证问题，特别是那些不大被人注意的地方，那些虽已有定论却并不正确的问题”(朱金顺语)。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新文学散札》、《昨日书香》、《文事谈旧》、《书生清趣》、《有些事，要弄清楚》，龚明德又为我们奉上新著《旧日笺民国文人书信考》。《旧日笺》是龚明德对徐志摩、叶圣陶、梁实秋、茅盾、沈从文、巴金等现代作家“没有刻意为写而写的随手书法小件作品”细细“试考”的结集。龚明德说“文化研读几乎全是接力的事业”，我只对书中的两处小小史实略作补充。

    龚明德在《丁玲函复黄萍荪约稿》中说，“丁玲信中的《驼铃》，一直没有印品实物的发现。是一本杂志，还是报纸的副刊?都不知道。黄萍荪晚年的回忆谈及丁玲时的文字也未涉及《驼铃》。如果真有一个文学刊物叫《驼铃》，由黄萍荪任编者，依照丁玲此信的内容，它也只会在杭州出版，希望有找到这份《驼铃》的机会。”笔者也无缘亲睹《驼铃》的风采，但在《草野》1930年第2卷第13期上“文坛小消息”栏中读到署名“喏夫”撰写的一则关于《驼铃》的消息，照录如下:“《驼铃》系杭州唯一的文艺刊，由王品生主编，撰稿者有当代文艺家许钦文、钟敬文诸氏。”

    龚明德在《梁实秋恳荐部下书稿》列举梁实秋热情举荐费鉴照书稿《浪漫运动》的理由时，说“在梁实秋执编《新月》的时候，费赵二位都是《新月》的投稿者，投来的稿件均被公开发表于《新月》。这层关系，是文人之间互相支撑的太自然太亲密的理由了!但是，要说梁实秋与费赵二位熟悉到什么一定的深度，也很难说，也就不过是‘文字之交’罢了”，并且根据梁实秋给舒新城的信推断，“‘费照鉴君’并非梁实秋的老朋友，说‘友人’仅仅为了加浓荐稿的分量，其实仅仅就是同事，而且还是部下”。梁实秋并非费鉴照的老朋友，当属梁实秋的晚辈，但值得注意的是，费鉴照是梁实秋的好友闻一多极力推荐的新人。

    早在1931年2月25日，闻一多就为费鉴照的《现代英国诗人》写完了序言。费鉴照在1933年2月由新月书店出版的《现代英国诗人》的自序中也对他投稿《新月》的和结识梁实秋的来龙去脉作了交待，他说“我在中央大学十七年度学期结束的时候写了《论德拉迈尔》一篇论文交给一多师(笔者注:闻一多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现代英美诗”)。他看了我批评德拉迈尔的一首诗STLVER以后，他说我的意见正与他的相同，他要我拿它写成中文送给《新月》，并且嘱我替《新月》再写几篇现代英国诗人。他愿意拿他的书籍借给我;倘使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愿意帮助我。我受到他的鼓励与帮助，在暑假鼓着勇气写成四篇，先后送给《新月》发表。暑假后我离开了南京到武昌任事，差不多一年没有写。后来我趁着兴致来的时候，又写成五篇…我写这九篇的时候，我的老师们，闻一多先生替我修改文字和给我许多提示……梁实秋先生也替我改正几处。一多师差不多每篇都看过，他为了我破戒写序，他对我的尽力最多。在复印的时候，又承凌淑华先生替我写封面。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诚恳的谢意!”梁实秋在1933年月20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2期上写了《现代英国诗人》的书评，署名“莲子”，他说“这样一本书，在中国还是创举，如今一般人侈谈现代文学，而有系统的介绍还不多见，所以这书该是可欢迎的一部”，“本书著者，无疑的是对于现代英诗有了深切的认识，他的评论虽不见得怎样精彩，但是他却走了一条稳妥的负责的路，他既未人云亦云，亦无穿凿附会。本书作者，与其说是批评家，毋宁说是学者。”梁实秋后来在回忆长文《忆“新月”》时，说“新月出版的书之我留有印象的”时，就提到了费鉴照的《现代英国诗人》。《浪漫运动》未能在中华书局出版，延至1933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费鉴照在自序中对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作了介绍，“这本小册子泛论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叶法英德三国浪漫运动的几个方面。在中国这一本小册子要算是第一个尝试。今年一月初交商务印书馆刊印，不幸一二八惨剧发生，商务被毁，我的稿子也随着为国牺牲的无数英雄化归乌有。幸而我还存着部分的底稿，否则，它没有与读者见面的幸运了……这本小册子能够完成，我应该感谢几位老师:时昭瀛，闻一多，陈通伯，陈登恪，梁实秋诸先生。他们给我不少有价值的批评和指导。”费鉴照虽然并未留下关于梁实秋的回忆文字，但从《现代英国诗人》和《浪漫运动》自序中，我们都能读出他对梁实秋“诚恳的谢意”。

    “我们应该于史料赋给者之外，一点不多说，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不少说，不受任何传说观念的拘束，只求证，不言疏”(傅斯年语)，”考证的工作，方法是第一要件，说话的分寸也是一件重要的事”(胡适语)。龚明德做到了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旧日笺民国文人书信考》就是他“扎扎实实的探究结果，可以让读者读后受益、让学科吸收以进一步丰富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