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评编辑生涯

    2005年秋天的时候，我已经在社科院做专业研究工作将近10个年头了，长久的书斋生涯对于一个三十来岁，想法很多，也想看看外面精彩世界的年轻人来说是怪沉闷的，于是我萌生了想出来透透气的想法。就在这个时候，我从老友王洪波那里得知，《中华读书报》正在酝酿改版，并且拟由他负责主持每期8个版面的“书评周刊”。读书报那几年陷入创刊以来的低谷期，报社同仁大多不很满意，也很想借改版之机提高质量，一新耳目。改版除了依靠报社原有的采编力量以外，也需要注入一些新的血液，我就借着这个东风进入报社兼差了。我在报社负责编辑“书评周刊”的社科版，为了低调，起了一个笔名“卢可思”。本想干个三五年及时收手，没想到一拖再拖，一直到2013年3月才不得不金盆洗手，回归学术。

    从2005年12月初到2006年1月11日“书评周刊”出刊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参与编辑工作的同仁在王洪波的主持下做了很多筹备工作。单是刊名就推敲了好长时间，有“书评天地”、“书评经纬”、“书海津梁”等等提议，洪波都不很满意，邮件通知大家敲敲脑门，继续开动脑筋。最后大家议定，不必在刊名花样翻新上花太多心思，“书评周刊”四字简洁、准确、质朴，涵盖了工作范围和刊期，清楚明白，就这么定了吧。撰写、修改“发刊词”花了不少精力。记得洪波早早就把初稿《我们的书评主张》写出来发给大家提意见，别人的情况我不完全了解，单是我就前前后后改了三四遍，甚至最后在校样上还改了几个字。人大清史所的黄兴涛教授看了初稿说这是他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发刊词”，还帮助改了几个字。我们几个主要的书评编辑之所以字斟句酌，就是希望能够一炮打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么多年来，我不时地在网上调出这篇“发刊词”阅读，仍然觉得字字铿锵，掷地有声。看看这样的句子吧，“我们认为，书评并不是外在于由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出版活动构成的现代文化生产体系的一种余兴节目，而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同时，优秀的书评本身就是一种研究和创作活动，有其自足的价值。那些优秀的书评文字能带给读者阅读的愉悦、知识的增长、思想的收获，其效能甚至不下于所评图书。甚至一些流传后世的经典著作是由对某本图书的评论引出来的(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辛格的《动物解放》)。——一句话，书评似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那时我们对即将创刊的“书评周刊”抱有多么大的期望!这些洋溢青春理想的句子将永远印在我们的心底，让我们怀念大家一起奋斗的激情岁月。

    初创期的“书评周刊”确实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大家想了不少好点子，也有一部分付诸实践了。比如我们设想，联系一些爱好书评而且水平比较高的作者，成为我们的“本报书评人”，——不仅开设“本报书评人”专栏介绍他们的近期阅读活动或者对于书评的见解，同时配一幅彩色照片;而且要适当多刊发他们的书评文章，让他们在不断地写作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通过“书评周刊”平台为更多的人所知。我们甚至希望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编辑“本报书评人”书评文集的丛书。当时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写书评是一件投入高、回报低的苦差事，我们希望在无法提高稿酬的情况下通过比较间接的方式刺激优秀作者的积极性。“本报书评人”专栏坚持了两年左右，部分作者刊发了较多的文章，也产生了较好的反响，但整个计划终因理想色彩太浓厚而不了了之。

    有一个时期，书评周刊还组织了一批讨论报纸书评写作的文章，连续刊发，产生了比较好的社会反响。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江晓原、王一方、郑杨和马建波等人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于作者如何写作报纸书评，以及编辑如何提高业务水平都是很有帮助的。比如江晓原在文中驳斥了接受出版社赠书写书评就不独立的说法，觉得写不写以及写什么，主动权都在自己手里，没有必要固守萧乾时代的做法。这对我很有启发。因为读书报是书媒，客观上必须和出版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甚至我们的广告费也要靠出版社来提供，在这种情况下刻意和出版社“划清界限”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做出版社外宣部门的延伸，我们自己仍然是有很大的自主空间的。有鉴于此，我们努力在出版社和书评作者之间协调关系，采取了不少做法来提高书评质量，效果还是不错的。

    出版社提供样书后，由书评编辑寄给作者，免得作者背上人情包袱，写文章手脚放不开;书评编辑组织书评时，往往只选择极少的一部分“重点书”来评介，出版社对此也是能够理解的。对于书评作者，我们则是希望他们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写作，不要有溢美之词，事实上我的编辑删改工作一大任务就是删改那些读者看了不舒服的溢美之词，删去了这些过分的地方，让原书和书评都回归到它们应该在的位置。我们不排斥赞扬，但所有赞扬必须是有根有据，经过充分论证了的。我们也一再和书评作者和出版社说，没有一本书是十全十美的，经典著作都可以在很多方面提出商榷性意见，更何况大多数非经典著作呢;措辞恰当的批评商榷不仅无损于一本书的价值，反而是它受到重视的表现，读者爱看的就是这种有内容、能刺激他思考的评论。7年多的编辑实践证明，绝大多数书评作者和出版社都是通情达理的，对我们的想法也是能够予以充分支持的。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请王一方教授给《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写书评，出版社提供了样书，我们再转寄给王教授，结果不久收到了他的一篇批评讨论性的书评《与疫通行:历史过山车上的伍连德》，文中直言:“但需坦言，我未必完全认同作者、出版人奉行的传记价值尺度与当下流行的传记笔法，这种笔法无非是一些‘行迹录’、‘功德簿’的总汇，作者热衷于为传主评功摆好，轻率地做各种道德评判，却忽视了对传主精神困惑、生活意义、内心价值与生命隐喻的挖掘，以及对时代、对当下的提问与反思，这种‘因袭’在中国本土的传记创作中尤为突出。”我们看了文章，觉得有道理，就在2007年5月23日第13版上刊发了，事后那本书的编辑也表示完全可以接受，而且感谢作者对于他们以后组织同类图书提供了指导性的意见。

    2008年6月底，书评周刊迎来百期纪念，在当时新上任的总编辑王玮的支持下，报社在外面举办了一次座谈会，出了一期百期纪念专刊。那期的刊头文章仍然是王洪波起草的，我们回顾了几年辛劳的所得，颇感欣慰，但同时也更加体会到距离自己最初设定的理想还有不小的差距。所以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深知，与取得的点滴成绩相比，我们的不足更为明显，也远未达到读者期许的高度。百期之际，我们特地举办了一个座谈会，邀请著译界、书评界、出版界的朋友给我们提提意见，他们也都直言不讳，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还不是细枝末节性质的，而是根本性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我们走在通向书评理想的路上》是我改拟的，也许不怎么出彩，但却道出了我的心声，相信也是“书评周刊”编辑同仁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