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也斯

    去年秋天在香港大学，我应邀演讲。也斯先生也来，戴着鸭舌帽，围着一块灰色围巾。他的到来令我感激而不安，他要坐地铁，从这趟转到那趟。我听说他患了癌症。我讲完，他用一种商量的口气说了些鼓励的话，临了又把一本诗集送给我。我觉得他递书给我的时候，并不很自信，害羞似的。

    也斯是我认识的很少的几位可以称为长者的人。20多年前，我第一次出国，在荷兰的莱顿参加一个会议，也斯也是与会者之一。我们住在一家老旧的私人小旅馆里，用早餐时我第一次见到他，坐在玻璃窗前，光线令他朝着我的这一面有点暗淡，温暖而又有点孤傲。我们交谈了几句。我觉得这位长者与往昔我认识的那些长者很不同，有一种陌生的东西在他身上。一介书生，这个词在我心里晃了一下，我只在古书里看过。青年时代，我其实是个没有老师的人。老师们都不敢教了，说谎，那就是长者。我习惯吼叫的长者，教训的长者，也知道他们随时可能告密，我年轻时很害怕长辈。因为一整个时代都普遍地做大不尊，我也习惯唯我独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也斯坐在那里慢条斯理地享用着羊角面包，令我很压抑。我第一次出国，慌慌张张，害怕，不知所措，强作镇静。我想，我也许给他无礼的印象。我一直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告别时，他送给我一本诗集。这是一个优雅而从容的人，虽然教育如此，但我还是知道什么是优雅。少年时期，我家隔壁邻居是一位戴金丝眼镜的右派，他的小书房总是开着窗子，我看见他老坐在桌子前，用一台英文打字机打字。1967年抄家的时候，我看见那副眼镜跌碎了。也斯令我想到他。

    我翻开他的诗集，繁体字。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用繁体字写诗的诗人。我一直以为繁体字只是写古诗才用的。那个秋天我第一次出国，飞机被暴风雨和闪电阻隔在天空，我的班机被迫在巴黎降落，住了一晚，次日才到达荷兰。那个秋天有许多闪电掠过我的生命，也斯是一道，他用繁体字写白话诗。一道闪电。我没怎么看他送我的诗集。我对香港有偏见，我怀疑那地方能写出什么诗来，我记得那本诗集写到食物：

    “怎样去认识一条河？ 

    从厚厚的历史书、从明信片 

    还是从炉上锅里的香味？ 

    鱼鲜里有深海寒冷的智慧……

    他的诗里有一种上世纪30年代延续下来的口气。闻一多或者穆旦的？这口气在大海那边没有中断。大陆上已经没有一首诗写这玩意，吃有那么重要吗？他们都写广场，用宏声韵。我算是少数意识到生活世界的诗人，我写了《尚义街6号》，但我还没有写到食物。20年后再次见到他，老了，矮了许多，脸上布满老人斑。当年他轮廓分明，眼神清澈，站在莱顿秋天的老树下，围巾飘起一角。

    再次送我诗集。

    这次我看了，很感动，很喜欢。他写得那么好，比他同辈的许多诗人都好，他的好不仅仅局限于香港。我内疚没有读它，隔得那么远，两次有缘见面。我们本该一见如故。

    这种好： 

    七月里高罗岱驾着摩托车

    从巴黎出发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