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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4月16日 星期三

    新书快评

    不能仅从女权角度去看《民国红粉》

    樱林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4月16日   09 版)

        张耀杰的《民国红粉》(新星出版社2014年2月第一版)书写了22位民国女性,有的身份显赫,有的不甘平庸,有的寂寂无闻,有的际遇不凡……在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每一位都曾激起些许波澜、留下了或多或少的个人印记。作者在梳理人物命运的时候,引证了大量新发现的史料,佐以扎实严谨的考证,使全书呈现出客观、理性、清晰的整体风格。

        《民国红粉》秉承扎实严谨的行文风格,极少无谓煽情。可以看到书中偶尔因按捺不住流于笔端的态度倾向,隐晦含蕴的点滴评点,但作者刻意回避过于明显的臧否评价,这非常难得。

        作者说,书中22位红粉当中他写得最为正面的是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在描写张幼仪与徐志摩半生纠葛的同时,作者毫不客气地展览了徐志摩的“文人无行”:她去英国原以为可以重修学业,不料成了家庭主妇;她怀孕,他另有所爱叫她打胎,她不得不去投靠兄长;她刚生下第二个儿子,他托人送来离婚书信;刚达成离婚协议,他即发布通告,宣称“已经挣脱了黑暗的地狱”。这样一位忍辱负重的女子,深得夫家敬重,即使离婚仍被视为家人。徐志摩的身后事,包括遗作出版,都由她一手打理。书中引用梁实秋的评价:“她尽了她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令人尊重。”

        阮玲玉是作者不甚以为然的人物。阮玲玉的“人言可畏”引多少人一掬同情之泪,本书却告诉我们,阮玲玉是可怜,但并非只有可怜。她糊涂,轻率,脆弱,两度与人同居缔结非法婚姻。她自杀的直接原因除了家庭暴力,也有自己无法承担错误选择的因素。书中详细剖析了几位知名的现当代才女作家,包括庐隐、冯沅君、萧红、冰心还有吕碧城的生平经历、情感纠葛、人际聚合和人生结局。那时的知识女性,多有不安又无方向感的灵魂,既是天真的文艺女青年,又自以为是擎女性解放大旗,追求彼岸梦想的先知先觉。

        同样以新女性形象载入本书的,还有几位女权先驱,如“男权社会照妖镜”沈佩贞,“殉葬孤女”李超,“单边女权”刘清扬。即使放在更加长远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审视,她们都是较早觉醒的一批女性,然而历史还是男性的,社会还是男性的,对于女性如何争取自身权利,选择正确道路,可以说她们囿于当时环境虽有所争取却无路可走。所以命运也一直和她们开着玩笑,无真诚回报。

        围绕孙中山,书中在叙写继室宋庆龄、侧室陈粹芬的同时,带出了前室卢慕贞、外室大月薰及传奇偶遇;民国第一女官员刘一,死时无声无息,如沙粒回归尘土,“革命”于她只有那一刹那光辉。黎元洪的如夫人黎本危,完全一副开明女性姿态,开一时风气之先;“同盟会欧巴桑”何香凝,以女强人的守旧美德挺过无数惊涛骇浪,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最后的太后”隆裕,实乃清醒低调质朴女子,守护末代皇族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

        透过这些人物纷乱的命运,我似乎看到更多的红粉湮灭于那片历史的烟尘当中。

        《民国红粉》以男性视角写女性命运,首先遇到的问题可能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和“为什么写”。我想,无论写男性写女性,都得表现人性;无论男权,女权,首先要保证的还是人权。这是我们不能仅从女权角度去理解《民国红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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