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聚焦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的评价问题

    本报讯(记者王洪波)“讨论英国艺术史家迈克尔·苏立文教授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一书，就是讨论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艺术现象这一困难问题。”在3月19日本报与清华大学合办“清风雅集”第五次书评会上，中央美术学院邵大箴教授在开场白中说。《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是本报评选的2013年度十佳图书之一，去年5月出版以来，在学界和一般读者中都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次书评会上，与会学者并不仅仅是就书论书，而是围绕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书写进行了深入讨论。

    苏立文自称自己写作此书时“没有理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肖鹰教授认为，作为20世纪重要的艺术史家，苏立文和贡布里希一样，都秉持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以一种怀疑、批判的精神，进行认真研究，有多少事实就说多少话。但在叙事中，苏立文并不吝于下判断，随时都在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书写20世纪中国艺术史具有借鉴意义。邵大箴认为，苏立文对传统形态的艺术和现代艺术的“相遇”的思考很值得中国美术学界重视。在苏立文看来，传统形态艺术的功能是抚慰人的心灵，带有丰富的情感，但缺乏对现实的反映和批判;而现代艺术则着力反映当代人所面对的压力和冲突。苏立文认为现代艺术能够干预生活，更具现实意义，但传统形态的艺术也有永久的价值。这一点深为邵大箴所赞同。中国美术馆刘曦林研究员也认为苏立文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很重要:苏立文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的碰撞，他充分肯定了中国的传统，但也不无批评。在苏立文看来，中国艺术家强调对传统的继承，但缺乏原创力和创新意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与西方之间，我们过去常常走极端，就像烙烧饼，两面都烙糊了，苏立文的观点启发我们去寻找一个平衡点。”刘曦林说。

    苏立文如何处理20世纪中国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邵大箴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苏立文的倾向或隐或显有所表露。总的来说，他认为20世纪中国艺术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这伤害到了艺术本身。邵大箴认为苏立文的批评有相当道理，但对一些艺术家的批评则显得有些苛刻。苏立文批评李可染、傅抱石、丰子恺在1949之后过于为政治服务，为政权歌功颂德，“这有些苛求”。“李可染用朱红画井冈山有某种偶然性，实际上，李可染并不是一个和政治紧密相连的艺术家。傅抱石也是如此，当时画了一些工厂，画了19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等等，但总的来说，他还是注重艺术性的。”邵大箴说。

    刘曦林认为，作为一个外国人，苏立文没有中国学者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故能对我们较少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如他对民国时期蒋介石的文艺政策、抗战时期沦陷区的艺术都有客观论述，又如对1949之后艺术与政治的纠葛，包括文革美术、工农兵美术等都有讨论，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苏立文对具体艺术家的评价相当慎重和客观。如对徐悲鸿，认为徐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绘画技巧，应该得到高度评价，但也指出，徐悲鸿自己的艺术功力止于合格而已。邵大箴和刘曦林都认为苏立文对徐悲鸿的贡献既没有抹杀，也没有拔高，可谓客观。“他这种批评在中国的学者里比较少见”，邵大箴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池瑜教授则表示不能同意，“说徐悲鸿没有才华、作品仅仅及格，我不能赞同”。

    与会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存在一些知识性硬伤，史料的掌握和利用方面也有不足，但它无疑是一部能引发我们思考的著作。“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表现了一个西方学者的眼光，能够给我们以启发。要承认和接受它对中国艺术有偏见和误读，这是跨文化研究的前提，没有这样一个前提，就没办法交流了。”肖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