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双峰各耸立

    19世纪是人类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出现了三部重要的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马克思（1818-1883）与达尔文（1809-1882）基本上属于同龄人，达尔文长马克思9岁、比后者早逝一年。诚如柯尔普所指出（Colp, R. Jr., 1974, p.329），“在他们二位成年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从不同的意义上说，他们也许堪称是19世纪最具革命性的、不朽的思想家；二位都居住在英国，相距不足20英里。他们却从未谋面。然而，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马克思和达尔文之间互有所闻。二位之间的关系史，长久以来众说纷纭且偏颇不全。”不久前拙译《物种起源》（2013译林版）问世，我在各处做过一些讲座，有人曾提出过这方面的问题，给了我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的动力，现将我的研究在此做一简短小结，以飨读者。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陵前致悼词时说，马克思的巨大贡献包括两大发现：一是，一如达尔文发现了生物自然界的演化规律，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二是，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尽管恩格斯在此是赞颂马克思的，但他对达尔文的评价之高，也是显而易见的。也许部分地出自这一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由于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理论似乎支持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因此，马克思是达尔文的“拥趸”。尤其广为流传的是，马克思曾在1873年春将出版不久的《资本论》第二版寄赠达尔文，并在扉页上写下了对达尔文极尽仰慕之情的赠言。但事实可能比其表象更为错综复杂一些。

    始爱终嫌 明扬暗抑

    《物种起源》在1859年11月24日面世后不久，恩格斯很快就将这一消息知会了马克思。不过，直到一年后的1860年12月，马克思才开始阅读《物种起源》。他最初的反应是异常兴奋的，他于1860年12月19日致信恩格斯说：“尽管该书写得有点儿英国式的粗糙，但它包含了支持我们的观点的自然历史基础。”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一年半后重读《物种起源》时，不再有当初的如此好感，他开始抱怨达尔文把自然选择视为当时英国社会的写照。他于1862年6月18日致信恩格斯说：“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如何在动植物中重新发现了英国社会的劳动分工、竞争、开拓新市场、‘探险发现’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显然，马克思对达尔文从他的宿敌马尔萨斯那里得来生存斗争的灵感耿耿于怀。而如果把他的抱怨与其后兴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联系起来看的话，我们不能不承认马克思确有先见之明。

    其实，马克思对《物种起源》这种时隔一年半、判若两重天的态度，也并不难解释。《物种起源》没变，变了的是马克思的心情和视角。他视《物种起源》如同资产阶级，一如资产阶级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代表着进步的力量，《物种起源》跟先前的科学理论比起来是一大进步，但也包含了马克思认为是重大缺陷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十分不满达尔文在书中用马尔萨斯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为其自然选择理论的基础。马克思是极为反对把自然规律运用到人类社会的，但同时又支持在他的阶级斗争学说与达尔文学说间寻求一种平行(“parallelism”；前文提到的恩格斯在悼词中将马克思与达尔文贡献的类比，也是这个意思)。联系到不久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滥觞之时，达尔文一直保持着暧昧的沉默，我们便更容易理解马克思对达尔文“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情了。

    因此，马克思既不是达尔文毫无保留的支持者和仰慕者，也不是对达尔文充满敌意的批评者，他对达尔文既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也有“恨铁不成钢”的一面，他希望达尔文的想法更接近他的想法——当然，这既是一厢情愿，也是不可能如愿的。正因为如此，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马克思对达尔文均赞赏有加，而他对达尔文的批评皆藏于私人通信和未发表的文稿中。当然，这些私人通信和手稿在马克思身后得以出版，才使我们有了今天的“后”见之明。

    两处赞赏 一样误读

    长期以来马克思一直被认为是达尔文的拥趸，这至少源自马克思在两处对达尔文的赞赏，但即便在这两处，也存在着同样的误读（或是立论者的想当然的解读），而与实情可能相去甚远。

    其一是，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问世，书中在讨论现代专门化工具的发展时，阐述了工具的专门化是为了适应日益分明的劳动的细微分工所需的特定功能，马克思在脚注里写道：“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论及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时指出，‘只要同一器官不得不从事多种多样的工作，我们也许即能理解，它们为何容易变异，也就是说，为何自然选择对于这种器官形态上的每一微小的偏差，无论是保存或是排斥，都不像对于专营特定的功能的器官那样严格。这好似一把要切割各种东西的刀子，可能几乎具有任何形状；而专为某一特殊目的的工具，最好还是具有某一特殊的形状。’（此处的达尔文引语见2013译林版《物种起源》第119页）” 马克思在此称《物种起源》是“划时代的”，当然说明对其评价很高，我想这也是真诚的，但不能就此认定马克思一定对达尔文有多么崇拜。这就像敝人并不信教，但我依然认为《圣经》是属于改变世界的少数几本不朽经典之一。

    其二是，1873年春夏之交，马克思做了一件不大不小但颇为耐人寻味的事，他把新近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寄给了达尔文一本，并在扉页上题签：“达尔文先生：您的诚实的仰慕者，卡尔·马克思，伦敦，1873年6月16日”。三个半月后的10月1日，达尔文给马克思回了一封信，信中写到：“阁下馈赠《资本论》大作，令我不胜荣幸之至；并真诚希望敝人能对政治经济学有更深的理解，以不负您的馈赠。尽管我们所研究的领域如此不同，敝人相信我等皆渴望知识的延展，并确信长此以往必定会为人类福祉有所贡献。” 这是典型的英国绅士的做派，彬彬有礼却又拒人于千里之外！名义上表示感谢，潜台词是：无心对话，敬而远之。

    我的解读是，1873年达尔文在英国的名声如日中天，马克思给他寄书，未必是对达尔文有多么仰慕，作为定居在伦敦的一个徳裔犹太人（实际是“政治难民”），他恐怕更想在英国上层知识阶层中传播自己的思想，达尔文无疑是他试图接近的人之一（马克思还曾经聆听过赫胥黎的有关进化论的系列演讲）。因为《资本论》出来之后，在英国几乎无人注意，风乍起，却未吹皱一池死水，马克思也于心不甘。

    实际上，达尔文表现的不止是英国绅士的矜持，还多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势态。我在研究达尔文的过程中发现，他的这种表现是一贯的。他以病魔缠身为由，闭门谢客，但他对诸如赫胥黎、莱尔、胡克等学界上流人物，却永远敞开大门，热烈欢迎，因此达府向来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庶民。他对华莱士的态度也是如此，他曾经帮助贫困中的华莱士谋得政府补贴，但从来不会邀请华莱士到家中做客。他在《物种起源》中引述的那些育种者，也都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乡绅，而不是名不见经传的育种员和乡民。当然，他跟马克思之间，除了社会地位的悬殊之外，还多了一层“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藩篱。

    至于一度曾误传为马克思欲把《资本论》献给达尔文，却受到了后者的拒绝，则纯属以讹传讹。这一误解起因于对一封致达尔文的信的错误鉴定，起先认为该信是来自马克思的。其实，这封信是来自马克思的女婿、政治哲学家Edward Aveling，他对达尔文的非宗教的观点极为推崇，因此询问能否将自己的一本书献给达尔文。由于达尔文不想公开地与一个无神论者牵扯在一起，便回信婉拒了他的请求。

    总之，马克思向达尔文赠书以及达尔文简短的礼节性回复，是这两位伟大思想家唯一的一次交往。不知何故，走笔至此，我突然想起徐志摩的一句诗，拿来权作结尾吧：“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