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乱局突显的语言问题

    乌克兰乱局根本动因是“向东走，向西走”的问题，这在地缘政治学中无可争议，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语言问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2013年3月20日，乌克兰基辅国会内，议员使用俄语进行演讲。反对党议员同亲总统的议员发生冲突。反对党议员要求将乌克兰语设为国家官方语言，而非俄语，双方大打出手。显然，语言问题已被政治化。乌克兰的语言问题已经成为其内部民族矛盾的导火索，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紧密关联。在政治问题突显时，语言问题自然要退居其后，但当语言问题被政治化，就有可能引燃政治问题。

    语言地位规划不当

    实际上，乌克兰的语言问题和加拿大的语言问题颇为相似。加拿大讲法语的人占全国人口的30%左右，主要集中在魁北克省，1977年颁布了《法语宪章》（又称“101法案”），此法案确立了法语在魁北克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据2001年乌克兰人口统计，超过乌克兰总人口的29.3%以俄语为母语。乌克兰脱离苏联前，在1989年制定了《乌克兰语言法》，规定乌克兰语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但政府提供条件保证俄语和其他语言的使用。乌克兰那时的处境与魁北克的处境相似，对于语言权利的争取和结果也相似。但乌克兰1991年8月24日脱离了苏联，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魁北克则不然，两者的处境发生了质变。1992年，乌克兰对这部法律进行修订，规定乌克兰语为乌克兰的国语，补充了乌克兰语在应用方面的条款，但至今仍未获通过。之所以之前乌克兰语成为官方语言并未受到俄罗斯族的太强烈反对，因为俄语仍是苏联的官方语言，乌克兰语的地位只是作为一个加盟国的地位存在，俄语的国家语言地位并未受到实质削弱。而1992年的修订案未获通过则显然是由于作为国语层面的乌克兰语的地位会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俄语得不到国家层面的庇护，在乌克兰的地位会受到明显削弱。

    《乌克兰语言法》是乌克兰唯一的现行语言法，但它并未能很好地兼顾各民族语言权利，而是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成为乌克兰当局提高国语地位，“去俄罗斯化”的重要工具。语言的地位规划直接体现在语言权利的博弈上，这个问题处理不当，一定会造成激烈的民族矛盾。这个法律迅速提高乌克兰语的国家地位，有助于在国际社会上旗帜鲜明地突显乌克兰族作为乌克兰国家的主体民族的地位，但弊端马上也就突显出来了，这部法律被学术界认为是“纯语化”的表现，在国内不利于语言多样性的发展，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民族对立情绪加剧，民族矛盾突显。

    自然融合还是强制同化

    乌克兰有130多个民族，言语交际主体在交际过程中必然涉及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语言之间的接触最终将导致语言的融合，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保留自己的语法系统和词汇系统，按照语言发展的规律继续发展，另一种语言则逐渐失去自己的本质而成为语言底层。诚如在与汉语的竞争过程中，满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样。但这个过程注定是缓慢的，如果通过语言政策调整，会使这个过程变快，但同时也带有风险。尤其是乌克兰语和俄语同属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东斯拉夫语支，它们之间的差异和中国方言之间的差异性质类似，中国的语言政策是基于同一民族（汉族）而确立的标准语——“现代汉语普通话”，而乌克兰突显乌克兰语，无非是为了显示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的异。强制使乌克兰语成为唯一官方语言的作法使俄语的地位降低，这种不明智的语言政策自然使操两种语言的人彼此不认可。显然，自然融合比利用政治手段强制同化要温和。

    语言问题应理性政治化

    1914年，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提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实际上是基于民族与国家问题的，他说“语言的统一和无阻碍的发展，是实现真正自由广泛的、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周转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所以，语言在一百多年前就被赋予了政治性。张友国曾在《族际整合中的语言政治》一文中提出，按照对语言权利的理解，政府作为施加主体所采取的语言整合或同化政策，可以理解为对语言的三种态度： 第一，倾向提倡的态度。政府对某种语言做出必须支持的承诺，保障语言在公私方面的使用。其主要是针对政府机构的使用，可以叫做“强的提倡”(strong promotion) ； 第二，倾向容忍的态度。政府允许某种语言在私人场合的使用，但不得进入公共权力的范围； 第三，歧视的态度。政府对某种语言采取完全歧视性的政策，在公私场合都限制其使用。乌克兰政府虽然承诺会提供条件保障其他语言使用，但“说”和“做”永远都是两回事。也就是说，乌政府对俄语及其他语言的态度是打着文化多样性、语言多样性的幌子在行乌克兰语净化之路。对非乌克兰语，政府的提倡程度从口头上“强的提倡”，到倾向容忍，离“歧视其他语言”也为时不远了。所以说，无论是对单语制，还是双语制，抑或是多语制来说，“提倡”的语言政策才是最有效的，而具体实行哪一种语制，必须要考虑语言问题背后涉及的民族问题。采取容忍的态度通常会导致歧视的结果发生，歧视的后果就是造成国家分裂，亲乌克兰语的利沃夫宣称独立，亲俄罗斯语的克里米亚本身就是乌克兰唯一的自治共和国，其亲俄立场向来使其处境尴尬，而语言问题极端政治化所引发的民族和社会矛盾恰恰是国家分裂主义者最希望看到的。

    其实，语言既然是工具，就必然有选择性，但当几样工具功能差不多时，不同的使用者就各有所好了，一种工具被人强迫使用，终究会因为不顺手或不熟练等原因而遭到抛弃。而语言问题政治化正是强迫人们使用哪一种工具，这自然并不招人待见。有记载，“2006年5月1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参字·4046修正案》（S. Amendment 4046）。这个修正案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原因是它触及了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确立英语为美国的民族（国家）语言（national language）。……事实上，一般美国民众并不反对将英语作为美国的官方语言。20世纪90年代多次抽样调查显示，民众对将英语作为美国官方语言的支持率一直在60%以上，最高达90%左右。然而，一旦将官方语言问题政治化，将贬抑其他语言作为前提，支持率就滑坡。1996年大选选民对政治化的官方语言问题反应平平。”

    俄语的规范化和推广工作，尤其是普希金学院的工作，无论是在区域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公认，所以，乌政府排斥俄语的政策选择是不明智的。在乌克兰无论是挺乌克兰语的人，还是挺俄语的人，都必须承认俄语是一门确立了标准并且推广良好的语言，乌克兰语标准却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乌克兰之于语言问题首先应在学术层面进行讨论和加以规范，一味地贸然推崇单一乌克兰语国语政策只能使学术问题政治化，反而不利于语言问题的解决。

    由乌克兰乱局中的语言诱因，我们认为在语言生活中有以下几点可资思考：语言接触中的自然融合优于强制同化；保护文化多样性要脚踏实地；语言纯洁化不应具有排他性，否则不利于国家稳定；语言问题的解决应在学术上多加探讨寻解，慎被作为政治工具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