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泉:逆流而上

    有一种坚持叫放低自己

    单纯和简单是一对双胞胎，15年前纯纯的信纸，15年前简单的电视。千禧年前后，电视里可看的东西太少了，全国电视台加一起，也没几个音乐节目，尤其是卫星频道，如果有个音乐节目，那真的是推什么红什么，只要电视台多播两遍哪首歌的MV，那歌就红了，羽泉就是诞生在那个时代的尾巴。

    那个时代MV的主角，还有谁今天依然活跃？港台地区是陈奕迅、周杰伦、蔡依林、SHE、Twins……新加坡是林俊杰；而内地同期出来的花儿乐队、朴树、金海心……现在很遗憾地已经鲜有新作。

    同为组合，羽泉跟两波小妹妹——Twins和SHE，是有着“革命情感”的，他们差不多同时期出道，一同以新人组合的身份出现在各个颁奖典礼上，每次揭晓最佳组合奖的时候，大多会颁出内地最佳组合、香港最佳组合、台湾最佳组合三个奖项，基本上就是羽泉、Twins、SHE轮流上台拿走各自所在地区的奖，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很多年。那几年，我们常常看到主持人在揭晓最佳组合前，镜头里这三个组合就坐在一块儿；揭晓最佳男歌手前，陈奕迅、周杰伦、陶喆坐一块儿；揭晓最佳女歌手前，容祖儿、蔡依林坐一块儿；揭晓最佳新人前，谢霆锋、陈冠希坐一块儿。

    一开始参加颁奖礼，羽泉绝对是新人，但他们的歌太火了，所以到他们演唱的时段，现场的反应很大。那是身处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从歌迷的分贝、现场的气氛，就能感觉出那么多歌手当中谁是人气最旺的。那种状况，就像2005年后的李宇春、2007年后的陈楚生，在颁奖礼的台上一开口，对面的山呼海啸就扑面而来。当下的最热门，总会让大家最新鲜、最期待，也最追捧。

    不过当时有个现象很奇怪，很多歌迷会将羽泉看作是偶像，倒不是没人觉得他们是实力派歌手，毕竟他们的歌都是自己创作、自己编曲，可大多数人就是把他们当偶像派。海泉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我们怎么能被看成是偶像派呢？奇了怪了。后来他还问过别人：羽泉刚出道时你对我们什么感觉？回答多半是：歌好听，人挺时尚的。又把海泉弄蒙了，怎么可能是时尚呢？拍宣传照的衣服都是借的啊。

    羽泉刚成军的时候，的确没想过怎样引领时尚，他们心中的榜样是美国的组合：Simon and Gar?鄄funkel(西蒙和加芬克尔)，两个都是很厉害的音乐人，70岁还在创作，所以格莱美会把终生成就奖颁给他们。

    羽泉的目标，就是要像这对榜样一样，不断创作、编曲、制作，多少年都不分开，专辑的歌不够红没关系，依然坚持认真地做音乐。

    有了自己的代表作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其实是开门红后的下一个作品。还没来得及享受第一张专辑的满足感，羽泉马上就进入了第二张专辑的筹备和创作。如果一个歌手没有持续创作的能力，每一张唱片都要隔个两三年，也许忠实的歌迷能有耐心等待，但自己的精气神儿就未必在了。时间拖得越久，大众对你的认知度越会下降，甚至开始怀疑你的音乐掌控能力，期待得越久越难被满足，于是就会出现爆红之后就失踪的歌手，或是歌红人不红的遗憾。

    《最美》发行之后，羽泉的创作力依然旺盛，很短的时间，就写出了《冷酷到底》、《彩虹》，这两首歌也是羽泉初期的经典曲目，一出来就被确定收录进第二张专辑里。

    排练、录音的时间同样定在春节之后。进入龙年的羽泉，比一年前多了些自信，进到录音棚里自己更享受，不再有发片前的懵懂和忐忑。幕后团队几乎还是第一张的原班人马，大家每天工作得都特别开心，很快就完成了录制阶段。延续之前的经验，唱片发行之前，他们进行了多次小型的演出，开始试唱新歌《冷酷到底》这又是一首很“羽泉”的歌，无论是现场反馈，还是电台推介，对这首全新的作品，都很快给出了让人欣喜的认可，《冷酷到底》无可争议地成为羽泉新的代表作。

    1999年底第一张，2000年底第二张，这是一个最佳节奏。

    这张专辑的销量竟然很快超越第一张，面世不到一年时间，卖出了180万张，几乎比《最美》多出了一半的数量。这个数字，放在现在这个年代，就是奇迹般的天文数字，现在10个歌手的专辑加起来可能都卖不了这么多。

    在音乐这个行业里，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存在。存在，才有机会实现更多的音乐梦想。想想华语乐坛15年前出现的其他组合，动力火车、Twins、SHE，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停滞过，只有羽泉和他们的音乐一直出现在歌迷的视野里，这种坚持，难得。坚持创作音乐，坚持互相扶持，坚持生活态度，坚持放低自己。

    莫失莫忘的白色恐慌

    1999年《最美》、2000年《冷酷到底》、2001年《热爱》，羽泉每年都推出一张专辑。

    《最美》红了、《爱浪漫的人》红了、《感觉不到你》红了、《彩虹》红了、《冷酷到底》红了、《深呼吸》红了……三张唱片，大红的歌有七八首，这是个很难得的结果，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商业演出的邀请纷纷袭来。从2000年的每月三四场，到2001年的每月20多场，甚至后来在有些月份里，羽泉每天都有演出，虽然收入相当可观，但这种状况却是个极度残酷的体能挑战。而更加残酷的，是对音乐品质的挑战。

    其实，中国的音乐市场，是消耗艺术的市场。任何一个优秀的创作歌手，只要一红，就进入了那个流程——频繁商业演出的流程。要么你拒绝金钱的诱惑，要么等待被消耗的发生。消耗自己的精力，消耗对音乐的理解力，直至消耗创作的原动力。

    几乎没有多少人能拒绝支票的召唤，能拒绝持续提升生活水准的诱惑，不满26岁的羽泉也不能免俗。前三张专辑每张之间相隔不到11个月，2003年4月，第四张专辑在18个月的等待后姗姗来迟。这张专辑中的《没你不行》、《惩罚》还算是不错的作品，但流传的程度比起之前代表作的表现，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羽泉身上一些最初的东西，已经不被察觉地开始了被消耗，幸好他们还能带着惯性创作，但两人最初希望的一年一张的发行频率成为泡影。2002年，羽泉的时间大部分被商业演出填满，遗憾地在音乐创作上交出了空白成绩单。

    造成遗憾的不只是时间、精力的消耗，更深层的原因是来自公司。大火的前两张专辑，几乎成为当时新人唱片销量的奇迹，但公司却没有举办一次庆功会。滚石中国越来越是个独立的个体，与总公司相距几千公里，负责人薛先生也开始“心猿意马”，和身在台北的大老板“渐行渐远”。一个原本的生意人选中羽泉这样一棵摇钱树，所有的商业演出自然是来者不拒，现在看待这样唯利益至上的决策，说是对艺人的“谋杀”行为，也不为过。歌手心里一直记挂着安心创作，公司却希望现有的人气能尽快变现，剧烈的理念冲突，难免会让艺人心里开始盘算：我的未来是否还会有规划地发展？

    渐渐地，艺人与老板的理念偏差越来越大，对于北京这样的局面，滚石总部很重视，在段先生、薛先生双方心照不宣地等待后者主动辞职后，总部委派了一位新任总经理北上。新老板是被委派来的“救火队员”，是被滚石总部重用的人，但他跟羽泉的初期合作并不顺畅——互相本就没有信任基础，各自又无法互换立场去思考，这样的关系很难让彼此的心里融洽，这就耽误了新专辑的录制。

    新老板上任引起了很多改变，比如，总部邀请了台湾制作人贾敏恕，参与羽泉第四张专辑的制作。哥儿俩跟前面三张的班底，已经形成很好的默契，他们也对自己的音乐有了更明确的目标，现在碰上一个完全没合作过的制作人，几个月后的成品将会怎样，他俩心里没底。

    制作人对一张唱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他用他的概念统筹作品、统筹编曲、统筹录音，直至后期制作，每个环节都要体现制作人对唱片的负责到底。也许贾敏恕这个名字曾经在一些新闻报道上产生过争议，但那毕竟是音乐世界以外的事情，在他的工作领域，他的确是个出色的制作人。第一次跟羽泉合作，贾敏恕为他们带来很多台湾的资源，包括唱片设计、摄影师、编曲人等等。这些全新的合作伙伴，给了日渐成熟的这对组合更多可能性的尝试空间，也为羽泉团队在唱片制作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全新的思考。

    在这张专辑中，羽泉第一次与台湾音乐人合作，公司为了推当时还是新人的五月天，收录了五月天创作的一首新歌《在这一秒》，促成海峡两岸的组合首次合唱；另一首男女生对唱的《还剩下什么》，请到的也是同公司的师姐苏慧伦。一队在北京录音，一队在台北录音，由后制人员完成“时空合并”。

    2003年4月，羽泉发行第四张专辑《没你不行》，主打歌是《惩罚》、《没你不行》。这是张流行性特别强的专辑，由于很多台湾伙伴的加盟，当时很多乐评人都感觉，羽泉的新专辑不像内地歌手的作品，和他俩之前的唱片也有变化，有人预言这对内地组合未来的路，也许会有很大变数。至于这种变数，是好的？是坏的？无从知晓。可是没想到，这些论调一语成谶，羽泉之后的变数确实来了。

    《没你不行》的销量很不理想，原因不是人祸，而是天灾。2003年，SARS席卷中国、东南亚。

    当时羽泉在滚石中国有个女同事，多年后离开了唱片业，靠自己的文字让很多人知道了作家秋微，她在2013年的最新小说《莫失莫忘》里，开篇就从2003年的那场危机写起，那段时期，满世界都存在被白色口罩、白色救援、白色病房包裹着的白色恐慌。

    《没你不行》的宣传刚到第二站武汉，就不得不停止。羽泉这之前在北京举力、专辑首发歌友会时，台下已经是一片口罩。武汉之行后，北京确认发现SARS感染者，公开场合的集会活动都被叫停，专辑的宣传和推广也只好终止。2003年的时候，互联网的推广以及分享状况远不及今天，所以这张专辑几乎是没有宣传。当SARS的蔓延被控制后，所有集会活动重新被批准时，已经是当年的秋末冬初，《没你不行》这个有些强势的名字，却实实在在地无奈了，它没有被很多人知晓。

    当时准备好全国巡回宣传的团队，只能在武汉告别了，海泉回沈阳，羽凡回北京，其他哥儿几个各自赶回自己家乡。那时的状况很危急，不得不在外工作的人们，要时刻面临下飞机就被隔离的处境。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在武汉一别，其实并不确定哥儿几个再聚到一起是什么时候，大家嘴上没说，但心里有点儿诀别的感觉。当时在全国很多城市的机场，都同时出现过一种情况：一个航班抵达后，在行李的传送带上，先送出来的不是旅客的行李，而是一箱又一箱的板蓝根、口罩、相关药品等这些物资，半个多小时后，行李才缓缓被送出，这种情况在一些 SARS爆发严重的区域尤其如此。虽然有些物资后来被证明是无效的，但机场的这种现象还是可以想见，对病毒的恐慌已经超越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一块滚石出现了裂痕

    接下来的6个月，没有演出、没有宣传，团队的成员只能通过电话沟通，根本见不到面。新老板刚刚上任、新合约刚刚续签、新专辑刚刚发行，就赶上这种“天灾”，不由得让人感叹时运不济，团队的士气也受到严重打击。

    因为这时的羽泉对于滚石中国的重要性，已经不同往日，在他们续约谈判最关键的时候，是段钟潭先生从台北飞到北京，亲自代表滚石完成最后的续约，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滚石总部对这对成军三年的组合相当重视。担负续约谈判重任的，是段先生特别委派的George，George后来运作了张震岳和MC Hot Dog(姚中仁)，做得非常出色；但那时George还是个唱片界的新人，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管理人员，所以段先生才特别参与续约谈判，以求更加稳妥。

    续约完成后，段先生把羽泉请到自己的酒店房间，跟他们讲了些让哥儿俩谨记一生的话。他说：“我们这个行业，契约、法律文件什么的其实没什么用，除非到了法庭上；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跟信赖才是最重要的，我信任你们、你们信任公司，这比什么合约都重要。当然这些话只适用于文化圈、唱片圈，尤其是跟歌手跟公司的合作。”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最重要的，这个理念一直影响羽泉到今天。

    到现在，哥儿俩也无从知晓，为什么段先生会跟他们讲这些，也许段先生本人也不记得原因了，但他的这番话却好似有未卜先知的魔力，后面的很多变化，其实正是源于这种信任的缺失。

    首先是总公司不信任袁涛。

    袁涛日渐成熟、薛先生离开滚石和羽泉的如日中天，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袁涛希望自己可以接任老板离开后的空缺，而不是公司空降其他人来北京。他有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为对自己职业发展机遇的诉求，也可以理解为他希望在羽泉未来的规划上避免更多不必要的磨合成本。当袁涛向公司总部提出这个想法后，得到的回答却是公司已经有了通盘考虑的打算，而他，不是接下来打算任命的北京公司负责人的人选。袁涛因此认为，台湾总部是永远不会相信内地团队的，他以为总公司会看到自己和团队这三年努力做出的成绩，让自己得到提升，但他觉得自己的这个想法完全是痴人说梦，这几乎永远不可能。他对于总公司的信任度也开始大打折扣。

    其次是艺人不信任新老板。

    羽泉哥儿俩当时也希望新任老板的职位会考虑袁涛，他们也担心继任者能否和他们有很好的沟通，或者新老板能否继续给到他们更多的公司资源，以利于未来他们更好的发展。虽然薛先生在时，他们之间的沟通也并非很顺畅，但毕竟薛先生自知专业程度不是强项，在音乐上给到艺人和团队的空间还是很大。公司后来空降来的新老板，的确给了羽泉更多的意见，甚至是自行拍板了很多产品呈现方面的事。

    比如《惩罚》这首歌的MV，拍摄是在春节前，团队成员各自过完年回来后一看成片，感觉和羽泉之前的作品出入很大，尤其是艺人自己，就不喜欢。这时的羽泉比3年前在滚石中国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毕竟成了能给公司带来最大收益的艺人，他们表示希望公司重新拍这支MV。这样的反应，无异于全盘否定新老板以及身边决策团队的判断，于是争议越来越大，直至产生矛盾，加剧了互相的不信任。

    2003年初的羽泉，是公司的金牌艺人；袁涛，是公司的金牌经纪人。按理说，他们是公司当时在内地最重要的资源，可一切的矛盾根源都来自于沟通的不得力。羽泉团队最信任、最信服的是段先生，可他们在与新老板初有分歧时，没有婉转地与段先生沟通、寻求他的支持；段先生很器重羽泉，可他久居台北，SARS的警戒始终强烈，他也无力顾及这对重要艺人在新老板过渡期的真实感受。可惜的是，他们在那段“最重要”的时期鲜有见面，没有真正坐下来聊聊彼此的想法。

    如果当时的羽泉不是二十七八，能再成熟些；如果当时的滚石不是家大业大，能再具体些；甚至是如果2003年没有出现SARS危机，历史都有可能会改写，但时间再一次证明着很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这次被证明的，不是“合久必分”，而是“通情达理”。情、理，人各有定义，不能通、达，情会淡、理会失。

    羽泉、袁涛和新老板的隔阂日渐加剧，他们又都不想撕破脸皮，于是等到SARS的危机逐渐消去、演出市场又开始活跃的时候，专业经纪人袁涛开始了“不专业”的冒险、当红艺人羽泉开始了“很无奈”的配合。所有找到羽泉的演出活动，袁涛自行接洽、拍板做主，基本上跟滚石没什么沟通了，演出收益的分配也没有让公司知晓，自己做着自己的事。

    其实，这就是违约了。遗憾的是，违约的人当时没有太多合约意识，却只有一腔的不满，还感觉新老板不尊重自己、不尊重艺人本身的实际情况而一味强势。而另一边厢，无论新老板还是段先生，当然认定这俩艺人，连同他们的经纪人，都是很没有契约精神的人，尤其袁涛，更是罪魁祸首。

    到目前为止，即便艺人团队和公司之间已经存在巨大不满，他们仍是在心里角力，没有对簿公堂，直到一场演唱会，将矛盾升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羽泉自成军以来，还没有过一场正式的演唱会，公司本来是预计在2003年5月帮他们开，但续约的拖拖拉拉，以及专辑和MV制作的一系列不开心的磨合，再加上遭遇SARS，使得羽泉演唱会计划告吹。

    羽和泉分开的那几个月，是两人组成组合之后，直到今天，分开时间最长的一次，前后有100多天。羽凡、袁涛、杨威和韩旭在北京，除了北京城哪儿都去不了，几个人完全不知道该干吗，天天聚一块儿打扑克牌。北京情况最危险的时候，市里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大部分饭馆儿都歇业了，好在哥儿几个还有五月花这个他们自己的圣地，五月花的后厨成了他们常常聚餐的食堂。

    海泉独自在沈阳，SARS刚刚爆发的时候，羽泉团队里谁都不知道这场危机将会多么可怕，都第一时间赶回家人所在的城市，所以海泉才有了北漂后待在沈阳家中最长的一段时间。当他发现事态没有想象中可怕时，想再返回北京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有段时间，北京城只出不进。他只能窝在家里面，没人敢见他，因为他是从外地坐飞机回来的，虽然没听说他发烧感冒，可万一是潜伏期呢，那时候只要坐飞机回来，都是危险的。在家没事可干，海泉就只能写歌词。

    到了7月，情况略有好转，袁涛开始带着团队筹备演唱会，依然没有知会公司，单独带羽泉团队三年多了，他有信心操作成这事儿。7月底，海泉终于可以回北京，一到北京，哥儿几个赶紧聚一块儿，海泉恨不得一下飞机就能见到羽凡和几个哥们儿，那是真想大家啊，感觉分开了几辈子似的。

    全员到位，万事齐备，就开始全力冲刺，场地、票务、选歌、排练、策划、团队协调，一切有条不紊，这个不到十人的团队，已然锻炼得像个公司了。演唱会地点定在上海，羽泉很少有地提前一周到达上海，排练空当在酒店跑步、锻炼，为演唱会储备体能，与其说他们从没有那么紧张过，不如说他们从没有那么兴奋过。

    2003年9月，上海大舞台，羽泉5周年演唱会开唱。这是羽泉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个唱，是拥有4张专辑的他们第一次和自己的歌迷最大范围地狂欢，是让滚石中国最终怒不可遏的导火索。

    如果翻看历史记事本，那场演唱会可以说是羽泉滚石时代的终结，同时，这个即将终结的时代，也巧妙地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开启未来时代的重要人物。

    有失有得的时代终结点

    失，是必然的。

    抛开公司、自行操作演唱会这么大的事件，只能说明团队已经失去了对公司的信任和期望这个事实；而公司失去这个团队，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奇妙的是，公司的高层一直没有约见袁涛，或者，在他们看来，他们一定要想方设法留下羽泉，而袁涛这个“最不安定分子”要尽快清退。袁涛想到了这些，他已经做好准备，跟公司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走。

    他跟哥儿俩交了实底：“估计公司就是要赶我走，而会强烈挽留你们，如果尊重你们的很多权益，你们就留在滚石。”

    哥儿俩跟公司的约还有4年，“这个想都不用想，老袁你要走，我们就跟公司解约，一块儿走。”

    事情僵到了这儿，只能开始拉锯战般的谈判。每次公司高层约见，袁涛都叫上哥儿俩一起去，有时候羽凡没空，他就带海泉去。他想着，跟公司在谈判的过程中，所有细节艺人自己都要知晓，他不希望公司、他和艺人三方，出现任何一点信息不对等，他希望所有事情都能摆到台面上。

    因为这次谈判可能涉及到提前解约，段先生几次都从台北飞来参加，但他的情绪已经和一年前谈续约时有很大不同，他认定了这对艺人就是翅膀硬了，要跟公司提无理要求了；而哥儿俩和袁涛这边，其实都还不是非常的成熟，再加上年轻气盛，也有情绪，所以直到最后，段先生和哥儿俩都存在很大的误解。

    袁涛自己始终确认一点，那就是在羽泉从无到有的整个前期过程里，段先生几乎没有推进这个项目。羽泉的成军，不能说和段先生没关系，毕竟滚石是段先生的，但是所有的工作成绩是跟段先生没有关系的。羽泉第一张、第二张专辑那么成功，公司连个庆功宴都没有开过，这让他一直耿耿于怀。接替薛先生的新老板，在公司里提起袁涛和他的团队、提起羽泉前面三张专辑的成绩，说的也是：老袁这小子运气真好。这在袁涛看来，是种极大的不尊重，他和团队之前的工作，除了用到公司有限的资金、用到“滚石”的这两个字之外，公司并没有为他们的团队倾注更多的东西，所以整个谈判过程，他特别理直气壮。

    得，却是偶然的。

    上海演唱会前，羽凡特意留了张票，有个小兄弟到时会从北京来看。这个小兄弟是韩梅好姐妹的弟弟，之前是在电视剧剧组做制片工作的，SARS期间所有剧组也都停工了，他就是回北京在五月花跟他们玩儿的时候认识的。小兄弟刚满 20，但很有眼力见儿，帮羽凡哥跑腿儿买这买那，帮每个人张罗吃的喝的很细心，知道哥儿俩要在上海开演唱会了，他很想去看。他是羽泉的忠实歌迷，羽泉的歌他都会唱，就是一开口没人听得出他唱的是羽泉的歌。跑调这事儿谁也没辙，但他喜欢羽泉这事儿千真万确。

    演唱会开场之前一刻，小兄弟背着个双肩包终于从火车站赶到演出现场，这是羽泉的第一场演唱会，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偶像开唱，他全程激动得不行，从那开始，羽泉的所有正式演唱会，这个小兄弟一场没落。

    演唱会后，羽凡和海泉建议袁涛把这个小兄弟招入团队，之前负责羽泉经纪工作的是李绪明，羽泉的助理是博宁，随着羽泉工作的安排越来越多，绪明和博宁实在忙不过来，可以让他帮着打打下手。袁涛看这个年轻人机灵能干，平时不多话、说起话来逗人喜欢，就把他招了进来。从那天起，这个小兄弟成了羽泉的身边人，一直到今天，他已经陪伴羽泉共同走过了10年时间，他叫赵亚默，现在是羽泉的经纪人。

    偶然得到的进来了，必然失去的也终结了。

    滚石时代的最后一次谈判，约在长富宫饭店。一个房间里，段先生、新老板、袁涛、羽凡和海泉，总共5个人。最后一次的约谈，袁涛首先开腔，他说得很直接、说得很不留情面。第一，滚石中国前任老板的所作所为，伤害到艺人权益的事情，总公司并没有处理好，没有给团队应有的交代。第二，新任老板的很多新想法致使团队士气低落，在整体感觉有些动荡的时候，自给自足是不得已的选择。而团队所有开支、羽泉接下来的创作等其他规划需要资金，之前交给公司的钱，可能最后被人拿走，公司没有处理好之前的遗留问题，那么后期羽泉挣的钱，一分都不会给公司。

    之前3年缺乏沟通的恶果，滚雪球般的越滚越大，最后，袁涛带领团队坚决地离开了公司，把后续所有的协调，以及可能发生的诉讼都交给律师去处理。态度很明确：你爱告不告，我们走定了!

    羽泉的滚石时代，到底还是终结了。虽然之后双方的合约纠纷还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段先生到底无愧于音乐江湖的大佬，最后是他亲自了结了所有遗留问题，给了羽泉继续发展的可能。虽然分手过程和结果都是不开心的，可毕竟真正爱惜艺人的老板，会在关键时刻做出大度的选择，其余的恩恩怨怨，交给时间去修补，这是最明智的决策。否则，后来就不可能出现“滚石30年”庆典，他亲自出面邀请羽泉全程参加；也不可能出现“羽泉15周年答谢会”，他专程从台北赶到北京，和所有热爱羽泉的人一起纪念那段辉煌的过往。

    滚石中国，比起滚石时间并不算长，羽泉，却是它最成功的作品。

    （本文摘自《逆流而上——羽泉15年再生》，李响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定价：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