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的书信：走近历史中的毛泽东

    2013年12月，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北京出版社出版《毛泽东手迹》系列丛书，该丛书分为“自作诗词”、“题词题字”、“文电书稿”、“书简信函”、“批注札记”和“古人诗词”6卷，共收手迹1200余件，计2300幅图片，可谓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毛泽东手迹结集。这套丛之中，“书简信函”卷所收书信，从1915年毛泽东致黎锦熙起，迄以1965年7月26日致于立群，共收书信243通。

    这些书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反映了他与党内同志、党外朋友、家人亲戚、旧雨新知的交往。不少书信论及重要的政治原则、理论观点、方针政策，以及党性修养、思想方法、工作经验。展观手迹，字里行间，渗透出毛泽东独特的个性、坚定的原则、缜密的工作作风、拳拳的亲情与友情。阅读这些泛黄的，甚至带有水渍印痕的文献档案，回溯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回溯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可以走近历史中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收读并回复信件，毛泽东当做日常的一项工作，借此或指导工作，或发出指示，或转付相关机构酌情办理；而大政方针、国家形势、社会运动有些也能在书信中得以透露消息。在抗战前夕，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扭转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毛泽东先后分别给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张学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去信，晓以大义。1936年12月20日，他指导雨峰（彭雪枫）外间交接的工作。1941年6月13日，他对林伯渠预决算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1948年10月7日，他指示彭真规定请示报告制度，建立中组的业务；1949年9月21日，致信张治中敦促新疆的陶峙岳率部起义；在1956年12月4日，给黄炎培的去信中，毛泽东对两种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作了说明，倡导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

    对于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毛泽东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唯物主义方法创作作品、探讨问题。在他看来，不能闭门造车，积极入世，参与到现实的生活中去。1944年4月2日，他在给周扬的信中，探讨文艺的“根源”与“集中”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并提请周扬与懂俄文的同志商量酌定。1939年1月17日，他对何干之先生研究民族史提出建议：“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

    对于党政军各个环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毛泽东从不讳言，也不文饰，他坦白承认，及时救偏补弊。他对杨令德先生的外甥袁尘影的错误羁押予以解释，致歉之外，还说：“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1950年4月18日，他回复旧时同学毛森品：“所述干部工作中之缺点，所在多有，现正加力整顿，期能有所改进。”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罗驭雄回信：“所指干部中的缺点错误，所在多有，必须整饰。倘有所见，祈随时示知。”

    这些书信，不仅透露出毛泽东的的人际交往、心境情绪，有的还与毛泽东的人生经历、日常起居密切相关，因此蕴藏着丰富的信息，可以作为毛泽东传记研究的文献资料或佐证。1921年1月28日，寄给好友彭璜的13页的长信，信封署有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1923年9月28日，在给林伯渠、彭素民的信中，毛泽东在附言中提到自己的别名毛石山。1951年3月21日，在给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南新军的同事彭友胜的信函中，毛泽东提及当年彭任副目（相当于现在部队中的副班长），自为列兵的经历。1950年12月29日，在给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回应老友的关心，关于自己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和柳亚子诗词唱和，更是一段佳话。在1945年10月7日，他将《沁园春·雪》回赠柳亚子：“初到陕北看见大雪，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是个略近，录呈审正。” 

    毛泽东收到各方来信的同时，曾收到各种惠赠的礼品。他曾收到许德珩等教授汇寄的火腿与时表；收到何香凝先生赠与之笔、画集（柳亚子题画）和《双清词草》；收到柳亚子赠词与的印章两方：“毛泽东印”、“润之”；收到姚虞琴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的王船山手迹（毛泽东即送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保存）；收到叶恭绰赠送的清代学者画像一册；收到黄念田赠送其父黄侃的词作与著作；收到廖静文寄来的徐悲鸿之奔马画作；收到齐白石、徐石雪等人集体作画《普天同庆》一轴；收到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用丈二宣纸写就的毛泽东诗词一百五十余张。

    毛泽东的复信有时也随信汇寄物件，馈赠礼品。在给孩子的家书中，他盼望孩子进步成长，并委托林伯渠买了一批图书，送给毛岸英毛岸青等在外学习的小同志。他给民主人士黄齐生寄送其甥王若飞寄来的报纸；在友人张维的母亲八十寿辰之际，书赠“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八个字。给自己曾经就读的湖南省高等中学的校长符定一先生送去礼物：“托致微物，尚祈哂纳。”新中国成立前夕，给病中的任弼时“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

    毛泽东在书写书信之时，对收信人的称谓因时因地，因年龄辈分，因关系远近，因交往深浅而定，抬头很有讲究，而落款绝大多数直署其名。青年求学时代，他称兄长朋友如“邵西仁兄足下”、“子升学长惠鉴”；抗战期间，他称国民党统战对象如“汉卿先生阁下”、“宜生主席先生勋鉴”；他称师长、民主人士、著名作家学者如“谢老”、“鼎铭老先生左右”、“宇澄先生夫子道席”、“雁冰兄”、“十力先生”；对于党内朋友与部下，他通称“同志”如“周扬同志”、“博古同志”、“新安旅行团各位同志们”，偶有称谓职位如“马部长”、“乃器部长”、“宋副主席”；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亲切地直呼其名如“乔木”、“林克”。

    尽管书信并非如同“自作诗词”和“题词题字”有意经营，但毛泽东的一些书札，纵横捭阖，信手涂抹，自然成趣，一片盎然，别具神采。青年时代，毛泽东的书体谨严，多用楷体。1919年4月28日寄给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的书信，也用楷体，书法端正，有唐代写经之风。1921年1月28日，寄给好友彭璜的长信，长篇大论，用粗黑的行书，气势磅礴；而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彭素民的书信，则用纤细的行书。他多用行草，行云流水，一生书法风格于此间初具规模。1937年6月25日致何香凝的信件，手书各列谨守朱丝格的边线，行中寓真，飘逸欲飞而又肃然严谨。此件之外，若用朱丝格信笺，毛泽东一般不受朱丝格外框与行列的约束，往往突破其范围，显示出豪放雄迈的性格与气魄。1945年10月4日致柳亚子的书信，和其手书的《沁园春·雪》一样，气势雄浑，渐见锋芒，细观之，书家气定神闲，雍容而慷慨，有东坡与鲁直味道，也可印证彼时的心境。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行草毛泽东更是博采众长，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渐至炉火纯青，可追张旭与怀素。1950年6月4日致信刘少奇，1954年10月28日致信李达，1956年1月8日致信周恩来，1960年4月25日致信杨开英，1965年7月18日致信章士钊等信件，都是书简之中上佳的书法精品。

    《毛泽东手迹》“书简信函”卷还收入信封近60余个。多采用竖向信封，右侧写收信人地址（有的派人托人转交者不写地址），中间标收信人姓名，左下署惯用的“毛寄”二字（偶署毛缄），左揖右让，错落有致，尺幅之中，是短小精悍的书法作品。毛泽东的信件，一些吩咐工作人员即送，一些托人转交面呈，一些依靠当时的邮政系统汇寄。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信封上写有“面呈”二字，该封信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派遣邓颖超迎候宋庆龄参加全国政协会议；1950年8月8日，毛泽东系念粟裕病情的信件，来信由罗瑞卿带来，去信由杨尚昆派人送达。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关心徐海东病情的信件，由汇寄给大连的欧阳钦转交，信封贴有邮票三枚，其中一枚是红旗下的毛泽东半身像。

    和创作时就注意接受者的文艺作品、理论文章相比，简牍是人际之间交往的记录。因此，每一封书信背后，生动的故事在发生，在演绎。毛泽东书简信函的手迹，为读者打开一扇门，借此，可以进入毛泽东相对私密的内心世界，并可以照亮历史，照亮曾经被遗忘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