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没我的学生

    几年前学术界的一个饭局上，多年来一直看《中华读书报》的某知名学者道：“我们说了，《中华读书报》准有周思源的学生！”我连忙声明，我教的都是外国人。中学教过的文学一类苗都干别的去了，没人干报纸编辑这苦差事。

    也难怪有人这么想。因为从我第一次给这张周报写文章到此时十年出头，文章发了近二十篇，还有几次涉我较多的报道。尤其令人起疑的是，有两次论战都是我惹的事，要没点“关系”，人家怎么肯冒着风险或挨骂发表我的文章？

    《中华读书报》创刊不久一个同事告诉我说，只要是副教授以上，开个证明寄去，人家就会免费赠阅。这实在是个善举，对于收入不高的教授来说，当初一年的订报费几十元也不是眼睛不眨两下就下得了决心的，因为还要开销别的书籍报刊呢。就这么白看了人家几年报纸，觉得有点不大好意思了，写篇文章聊表谢忱吧。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的教学与研究重点转向了史学，在校内和出国讲中国文化史。当时正是清史热猛烈升温之际，于是写了篇《虽非杞人亦忧天》，批评清宫戏过于美化清朝。以后基本上每年写一两篇，算是还人情，都在王小琪的“家园”上发了。后来舒晋瑜接掌此版，我也发过。

    2002年春我认为有的清史学家对“康乾盛世”评价太高，也不赞成对“盛世”沉沦原因的分析，问题已经远超史学。我给学长杨天石打了个电话，说要批评某篇文章。杨提醒我说，那篇文章是有背景的。我说，我知道有背景，所以才要公开批评它。于是我写了《正确认识康雍乾之世》，副标题是与某某先生商榷，删来删去还有五千多字，给了《中华读书报》陈晓梅管的“文史”版。结果没多久就在头版发了。隔了一个星期那位专家就回了一篇，副标题是“答周思源先生”。后来又发表了别的专家批评我的文章。阿Q因赵太爷打而出名，我也因此沾光。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傅光明研究员请我讲一场三个小时，当时与他们合作的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像剪辑播出两集九十分钟。后来请我讲这个专题的不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今国科大）每年春秋两季都请我在玉泉路和中关村两个校区分别给新入学的博士生讲，十一年来听过我课的博士生不下四千人。

    朋友们怀疑《中华读书报》有我学生是因为那年发了我三篇长文，其中一篇用了一个整版。大概和我从小听老师讲秦始皇的坏话多了有关系，我对他老人家印象一直不大好，虽然他的功劳我高度评价，不过我对这些年来秦始皇热始终颇不以为然，而且怀有警惕。也可能由于经历有切肤之痛，所以如果在我看来对皇权专制有好感，吹捧秦始皇或者减轻秦始皇罪恶的文章，我就会愤愤不平，于是行文时就不免尖锐了些。这两篇文章大概给《中华读书报》添了麻烦。那篇整版批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文章其实是三年前一家大报约的。他们当时可能听说我反对红楼选秀，希望我写篇文章对此进行批评。我说，人家选秀都选完了，马上就要开拍，等几年后放映了我再给你们写，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结果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在各地放映后反应不佳，该报也没再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这样的文章给读书报哪个版合适，就发给了“国学”版的红娟，请她代为找个主儿。她给了韩晓东，韩晓东很快就在“瞭望”发了一整版。结果红学家说“老周肯定认识李少红”，因为我对她批评不多。电影界有人则认为“老周毕竟是弄红学的，向着红学家。”制片方当然对我不满意，因为我主要批评了他们。人生天地间写文章大概本来就难免得罪人，我只好阿Q一下了。

    其实我根本不认识李少红，也不认识红娟，只是因为她的“国学”版发过我的文章，所以才请她绍介。韩晓东则是由于这篇文章才通了几个邮件。说来惭愧，发过我文章的编辑还有张隽、王洪波等，至多通过电话。有一次在一个学术会议上，陈香过来和我打招呼，我端详道：“哦，陈香长得是这样的！”陈香立即提出抗议：“周先生，咱们见过！”我想起来了，见过，陈香的名片我就不止一张，和我通电话采访最多的就是陈香，她编辑“文化周刊”栏目时不少文章我都很欣赏。我做过三次全身麻醉手术，记性越来越差。为了腾出大脑内存，尽量忘掉有些次要内容，相当于删去某些文件。于是我赶紧向陈香道歉。我虽然不算太老，但已糊涂得可以。所以我现在不大写文章了，把版面留给年轻人吧。我改写微博了，那里版面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