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华读书报》的几段因缘

    我和《中华读书报》打了20年交道。其实20年来，我只认识这张报纸的两个编辑，作为作者，也基本只在一个版面发表文章。

    2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和王小琪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个编辑室的同事。一天中午，同在学校西门外的“加州牛肉面大王”吃饭，小琪说，她将离开出版社，调往正在筹备中的《中华读书报》。王小琪的综合素质与业务能力在出版社编辑里是数一数二的，向为社领导所倚重，而出版社刚显出点上升势头，此时“突然”转行，让人在惋惜之余，也难免有些不解。小琪去后，一干就是20年。如今在《中华读书报》，像她这样的资深编辑，理当所剩无几，或者是唯一的一个了。

    后来，我在《中华读书报》试刊第一期(1994年5月11日)上，写了篇关于影印本《傅雷书信集》的短评，通篇不过四五百字，它让我成为这张报纸最早的作者之一，这自然是得了小琪的近水楼台之便。《中华读书报》正式创刊不久，我接到校内一位老师的电话，说是报社托他在学校物色一个类似通讯员的角色，便推荐了我。我随后向小琪打探底细，她觉得我更适合给报纸干点别的事情，并谈了一些版面和栏目的设想(记得有个栏目叫“也闻窗外事”，听着不错，后来不知何故没有采用)，我便借坡下驴，把通讯员的差事撂在一边，当上了“书友俱乐部”的主持人。其实就是每次选一个和书相关的话题，请两三个学者闲聊一通。这个“俱乐部”我也只“主持”了三回，跨时约半年，就在各种事由的干扰下半途而废了。几年后，我步小琪的后尘，从出版社跳槽到《人民政协报》编文史副刊，并在工作之余，写些随兴而发的东西。小琪一直在编《中华读书报》的随笔版——“家园”，恰好互对胃口。那一两年间，我在“家园”上发表的随笔，约有十来篇。记得头一篇是读孙犁《耕堂劫后十种》所感，取名《琐事如歌》，当时孙犁尚健在。几年后孙犁去世时，《中华读书报》用至少一个版面来追念他，通栏主标题为“一面迎风也不招展的旗帜”，这个题目不仅格外打眼，而且用在孙犁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至今想起来，仍令人叫绝。到了“非典”那年，许多人的事业惨遭搁置，我也因故痛别随笔。此所谓“故”，是转而去与中青社林栋兄合作，写一本怀旧题材的书，和“非典”并不相干。

    2005年初，拙稿《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几经折腾，终见天日。一天晚上，我正和几个朋友在人大校内一家餐厅聚会，小琪打来电话，告以这本书在北京订货会上被《中华读书报》派去采访的记者和请去巡视的专家同时相中，将在“订货会观察”专刊上列为“亮点图书”等，重点推荐。其时我正为这本书是否有销路而心里上下打鼓，小琪这番信息，尽管传递于嘈杂的环境中，却等于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立时安下神来。后来，这本书被各路媒体找上门来转载推介，并一印又印。但若说慧眼，在我看来，无疑当推《中华读书报》。

    隔了几年，我偶然想到以前不及落笔的一个题目——《远观名家》，遂一时兴起，动起笔来，写了陈瀚笙、叶圣陶、成仿吾、朱家溍等四个人物，成稿约4000多字。此时小琪已离开“家园”版，荣升副总编辑，继任者是舒晋瑜。我在投稿的邮件中告诉晋瑜，如篇幅过长，可任意压缩。晋瑜回信的意思是文章确实长，但不压缩，分两次登出。把文章一分为二，整成上下篇连载，在“家园”这类每周甚至隔一周才出一期的版面上，似乎是不多见的。作者在颇感欣慰之余，也在晋瑜身上看到几分小琪的影子。此后，我便在晋瑜不断的督促和关照下重操旧业。说督促，是每隔一段时间，晋瑜都会发个短信或打个电话约稿，我便跟着忙活起来，这种方式确是很适用于像我这样懒散而被动的作者;说关照，则一言难尽。《中华读书报》为每周一刊，周三出报。按说投一篇稿，隔个一两期乃至一两个月见报，都谈不上压稿。但我投去的稿子，在晋瑜手里很少耽搁或积压，甚至有时候因为我的文章有时效性，出现过一两回“损他利我”的情况，即从已经拼好的版上撤下一文，换上我的稿子。而此时，我和晋瑜竟然连一面之缘都没有过。说来凑巧。2011年底，我也是正和几个朋友在人大校内一家餐厅聚会，这回是晋瑜打来电话，也是在嘈杂的环境中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发表在“家园”上的《第八个是缘缘堂》已入选“2011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这自然也是得了晋瑜的近水楼台之便。正是在这个颁奖会上，我和晋瑜才由“神交”而碰面。

    我与小琪和晋瑜，本是十来年的同行。我也经常删改别人的稿子，我自己的稿子也常被别的报刊甚至《中华读书报》别的版面的编辑删改，因而深知她们对拙稿一般不动一字，实为一种厚爱。正因如此，我也格外珍惜这份厚爱，每作一文，总是先删来改去多少遍，非自认精雕细刻而不发出。如今我虽“逃离”媒体，遁入故纸堆(文史资料研究)，但这份厚爱已牢牢铭记，想忘也忘不掉。

    我不是学者，更非名家，甚至连以读书为乐事那一类人都算不上。梁启超所谓“一个人必须养成读书的乐趣，否则就是自己剥夺自己的幸福”的名言，我一直听着费解。但我对这张以读书为名目的报纸，确有一种难以分舍的亲近感，至今还存有这张报纸的两期试刊号和一期创刊号，也可以说，我是《中华读书报》的读者、作者、收藏者和受益者。在纸质读物的命运被一猜再猜的今天，我的猜想是——再过20年，这张报纸还在，“家园”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