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版学术名著中人物译名需规范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家阿萨·林德贝克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的汉译本（译者张自庄、赵人伟）2013年2月进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称“汉译名著”）出版了。浏览全书后，笔者不由得产生疑惑：从篇幅看，这是本大约只有十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其中不规范的译名却不少。重版名著时，是不是应该多做点必要的工作？

    我先是在《译者前言》中碰到了“奥洛夫·帕姆”这一译名。应该说，Olof  Palme在我国读者中算得上是著名的外国领导人，他曾两次出任瑞典首相，兼任过社会党国际副主席，是1986年在瑞典首相任上遇刺去世的。在中国大陆，他的通译名是“奥洛夫·帕尔梅”。

    在该书的正文（含保罗·萨缪尔森为该书写的《前言》），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家索列尔（Georges Sorel）的译名是“索雷尔”，著名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译名是“格拉姆西斯”（第6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被称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的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的译名是“亨利·利菲弗”（第17页）；英国社会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创始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译名是“斯潘塞”（第125页），而美国著名作家梭罗（Henry Thoreau）及其代表作《瓦尔登湖》（Walden）的译名则分别是“索罗”和“《沃尔登》”（第13页）。

    巴枯宁和托洛茨基，这两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著名的俄国人，在该书正文中出现时，其译名用的是简称，也是规范的，但是在该书所附的《人名汉英对照表》（以下简称“《对照表》”）中，其译名分别是“米克黑尔·巴枯宁”和“利昂·托洛茨基”。其实，较为齐全的俄语人名通常应该是三节，即“名字·父称·姓”，这样，两人对应的全名译为汉文分别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和“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该书的译法可能是受了英文影响，问题是这两个人的规范译名在国内出版的有关著作（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相关工具书中并不难找，把他们的本名分别译作“米克黑尔”和“利昂”是不规范的。

    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个在我国颇有名气的人物，他的译名，一个是“米洛凡·吉拉斯”，另一个是“米洛凡·德热拉斯”。据笔者了解，这两个译名还在通用。但在该书正文中，这个人的译名却是“米罗凡·德热拉斯”（第66页），这种译法也与该书《对照表》中提供的译名“米洛范·德吉拉斯”不一致。

    其实，该书存在的正文中的译名与《对照表》中提供的译名不一致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正文中出现的“保罗·萨缪尔森”、“查尔斯·贝特兰”、“古斯塔夫·卡塞尔”、“冈纳·迈德尔”、“鲁道夫·希法亭”、“赫伯脱·马库塞”、“胡安·博什”，在《对照表》中则分别是“保罗·萨缪尔逊”、“查尔斯·贝特尔海姆”、“古斯塔夫·卡斯尔”、“甘纳尔·缪尔达尔”、“鲁道夫·希法廷”、“赫伯特·马库塞”、“胡安·博希”；著名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维尔弗里多·帕累托，在该书正文中多次出现，译名是规范的，但《对照表》中提供的译名是“维尔弗里多·柏拉图”。至于现代西方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其译名在该书正文前一部分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第70页），在后一部分中，则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第114页，《对照表》中使用的是后者，恰恰是不规范的）。

    此外，该书《对照表》中收录的人名并不齐全。不少正文中出现过的人名在《对照表》中找不到。如果一本译著所附的译名《对照表》中有大量译名与正文译名不一致，还有不少正文中的译名在《对照表》中找不到，那么，这样的译名《对照表》究竟有多大的用处呢？ 

    该书“人名汉英对照表”中的“汉英”二字，还不如改作“译名”为好。原因是，虽然该书译自英文版，《对照表》中提供的人物的外文名也都是英文名，但这些人物毕竟并不都是英语国家的。笔者手头另一本“汉译名著”版的《亚当·斯密通信集》用的就是“人名译名对照表”。

    现在出版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汉译本是一本重版书。早在1980年12月，该译本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它是根据1977年版（该书原著为英文版，初版于1971年）翻译的。如果说，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甚至整个80年代，译本中出现某些不规范的译名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今天，要重版或再版当时的译本，尤其是还要列入“汉译名著”出版，恐怕还是需要再做一番认真的校订工作的。

    根据笔者比较，这次列入“汉译名著”出版时，《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未经校订，与1980年的汉译本初版相比，只是把小32开本改成了大32开本，然后采用了“汉译名著”正文24行、每行28字的版式，再用了“汉译名著”的统一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