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之思

    窗外传来阵阵涛声。幽深的海水，蕴藏着数不清的老蚌，老蚌们辛勤地孕育着沧海的明珠，而鲛人们幽幽泣泪的悲歌与海潮交织在一起，激扬在辽阔的海空，更让在天涯海角之滨凭栏远眺的我魂神飞逝。这是2013年12月1日的夜晚，在海南省三亚市，在一片轰鸣的海涛声中，我急速地敲击着电脑的键盘。我深知，在人类的文学史上，大海的宽广胸怀，大海的壮美景色，大海的喜怒哀乐，常常凝结为作家笔下的文字。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的《随笔》，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白鲸》，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纪伯伦（Kahlil Gibran）的散文诗，甚至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文化批评杰作，从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领略到大海一般的文化品格，无论是直接写海的杰作，还是完全见不到海的佳构。海洋与大地是人类精神的基点，但是，天空的境界才是人类精神的真正映象。古往今来，人类的精英们扑动着想象的翅膀，从广袤的土地，从辽阔的草原，从激荡的大海，不断飞跃，不断升腾，一路攀援到人类精神天空的最高处。这就是从古希腊到莎翁的戏剧，这就是从拉伯雷、雨果到托翁以及曹雪芹的小说，这就是从《伊里亚特》、《奥德赛》到《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三大史诗。辛劳的诗人们与痛苦的哲人们，千古如一地致力于伟大的精神创造，坚守着大地的现实，书写着大海的深情，追求着天空的高远。当以此种眼光来审视我国的六朝文学时，我们可以发现六朝时代的作家有着更为精致更为优美更为妩媚的文学风范。这种文学书写集中显现在这一时代遗留给我们的文学经典之中。

    我和老K，都长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的相识以及结缘也都与此密不可分。

    很多年以前，当我刚刚步入学术之门的时候，眼前的道路还是模模糊糊的。近十年来，我对古典学术的演绎和对古代文化的张扬，也处处激扬着我心灵世界的天风海涛。从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六朝小说与中古文化研究，到以曹植、陶渊明等杰出作家为中心的中古诗歌研究和以长啸艺术为中心的文学与音乐之关系的研究，我的学术版图在不断拓展，我的心灵意绪也在不断流动。我喜欢独自一人发现问题，就一个小小的题目深挖下去，开掘出一片风光妩媚的新天地。文学是人学，是心灵之学，只有遵从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鄄son）式的“直觉说”的文学研究才可能是真正有趣味的通向真理之门的研究，因为学术研究的趣味与境界往往来自研究对象本身。所以，多年来我一直持续不断地寻觅着中古文学的种种奇趣、妙趣、高趣和雅趣，在孤独与寂寞中顶风冒雪，寻觅幽香，乃是我学术生涯的常态。而与我相比，老K的学术风格则偏向于冷静，更注重理性。最近看到柏俊才教授谈老K的文章，其论老K之学切实而详明，举其要者大约有四端：其一为秦汉文学的新观照，其二为文学观念的新诠释，其三为研究方法的新突破，其四为文献考据方法的新变革。当然，柏君的这种学术评论是建立在老K的学术理念为切入点的：“研究文学史要有三个支点，即艺术感受、文献积累、理论素养；要经历三个层次，即走进文学、走出文学、最后回归文学。”（老K语）无论是文献考据，还是文学编年，老K的论著大都呈现出一种大理石般的冷寂和端庄。在我看来，老K的学术贡献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提出问题，他或者唤起人们对某些重要问题的重视，或者梳理某一历史时期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清理相关的文学史料，给青年学子们开辟新的治学门径，恢恢然游刃有余，仿佛大匠运斤，从容不迫。就老K早年的学术研究而言，《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是他关注的重点。这两部文学总集无疑是我国中世纪华美文学的代表，尤其是《文选》，前人素来视为枕中之秘宝。所谓“《文选》烂，秀才半”，所谓“熟读《文选》理”，足见古人之推重。最近老K的《文选旧注辑存》即将面世，作为多年苦心孤诣的学术结晶，它也标志着其早年学术兴趣的回归。而《门阀世族与文学总集》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创新成果之一。其实，对柏君的文章，可以补充的一点是老K在经典传播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如他与王莉合写的《三曹诗选》（中华书局2010年版）以及他作为分册主编之一率领学界青年精英共著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一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都引起了我的关注。我当年供职的中华书局，总是能出好书。老K为人，平易、平和、平淡，刘劭《人物志》说这样的人（“聪明平淡之人”）有当君王的潜质。这种潜质使他很善于与人合作，在这方面我是绝难望其项背的。

    我和老K的接触开始于1998年。那时我们合作编纂《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一书，他当时在《文学遗产》杂志担任兼职编辑，K是他的编辑代号，我给《文遗》的第一篇论文就是他编发的。后来，我在《文遗》和他共事一年，那时大家常常称他为老K。记得1999年9月，我在北大访学。一天，老K来宿舍看我，我们算是第一次见面了。那时，我们都还年轻，他穿着牛仔裤和旅游鞋，步履轻盈，眼光明澈。在交谈中，从清华园到到西子湖畔，再到贡院西街附近的建国门内大街五号，他的经历让我感到羡慕。老K生于1958年，那是一个如火如荼的革命时代。老K恰好与这个时代同名，就像刘震云的小说所写的主人公一样。但是，我在他的身上似乎难以发现那个时代的特点———火热的激情与疯狂的理想；或许，真正的学者的本来面目应当就是如此吧。从美丽的喀纳斯湖畔，到悠悠的河西走廊，从大兴安岭八百里绿色长廊，到西藏的雪域高原，我和老K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但很少看到他有激动的表现。略有例外者，可能是今年7月的西藏之行。而我早已激动得连呼麦都唱不出来了。罗布桑这个蒙古名字，来自我的好友朝戈金教授，那是2012年7月15-20日在青海举办的“格萨尔与世界诗史国际学术论坛”上，朝兄和几个蒙古教授在密谋之后给我起的。我知道，得到蒙古人赐名，这是莫大的荣光。而以善心为出发点进行密谋，这也似乎是某些蒙古精英的天性。这种天性也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

    夜色，渐渐深了；窗外，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