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祭

    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

    俄国给世界带来了音乐经典、文学经典和共产主义，它们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从境界上讲，俄国文学是大文学。它少有小时代的玩意，即使有，也多半自生自灭。

    索契冬奥会的闭幕式犹如俄国文学的庆典，对巨像的崇拜集中于已逝的伟大作家和诗人，读书报记者不完整辨认，有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叶赛宁、库普林、马雅可夫斯基、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蒲宁、布尔加科夫、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纳博科夫、肖洛霍夫、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犹如电动纪念碑，呼啦啦从体育场地下升腾而出。他们男多女少，发型各异，胡子长短不一，归宿各不相同——有人死于决斗，有人死于谋杀，有人上吊，有人吞枪，有人出走车站，有人流亡他乡，有人心惊胆战地当上了作协书记，也有人万念俱灰地倒毙于二道河子。

    曼德尔施塔姆暗恋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恨肖洛霍夫，但所有人都爱普希金，这一切也都始于普希金。他是俄国文学的奠基人，而且从他开始，两条主线贯穿着俄国文学近两百年的进程，一是作家普遍的社会改革意识，二是政府对作品的审查甚至对作家本人的迫害。虽然你在索契看不到处决古米廖夫的刽子手，站在体育场内的索尔仁尼琴也胖乎乎的，一身马克·吐温式的白色装扮，神采飞扬，全无古拉格里那个活鬼般的犯人风采，但面对世界，高举昔日这些“对社会极其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特务”、“内奸”、“苏联敌人”和“寄生虫”们的巨像，堪称进步之一种。

    今天，俄国文学——特别是19世纪的俄国小说仍然在全世界广受拥戴。即使革命后的乌克兰，恐怕仍将乐于争夺并分享果戈理和布尔加科夫的荣誉产权。

    1836年，普希金写下了《纪念碑》。诗中的句子仿佛随着众作家升起的巨像，回荡在索契的夜空。又仿佛这不是普希金写给自己的，而是写给所有像他那样爱自由和懂得宽容的作家的。

    查良铮译《纪念碑》节录如下:

    我将被人民喜爱，他们会长久记着我的诗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记着我在这冷酷的时代歌颂自由，并且为倒下的人呼吁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