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读王景山《鲁迅书信考释》(增订本)

    2013年8月返北京参加社科院文学所建所六十周年纪念会，拿到了景山(王景山先生)赠我的新著《鲁迅书信考释》(增订本)，真是又高兴，又佩服!景山已年近九十高龄矣，又贡献出这个“增订本”，真堪称学界楷模。十年前，在收到他赠我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时，我曾写了一篇小文《一位老学者的新贡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7.2)表示祝贺，现在则是“新贡献”上又添“新贡献”了。

    说来有幸，当年景山注释鲁迅书信时，我也正在与王瑶、川岛、孙玉石等先生一起注释鲁迅《坟》。这些注释本都成了《鲁迅全集》1981年版的底本。注释中的甘苦真是一言难尽，而景山他们的书信注释更是平地盖楼，毫无依傍，难度更大。结果他们不仅完成了注释任务，而且拿出了新产品《鲁迅书信考释》，为整个鲁迅研究增添了异彩，深为鲁迅研究界朋友所称道。《考释》收文68篇，已相当丰富多彩;而“增订本”又增添了18篇，变成了86篇，更形光彩夺目。仅仅这18篇，便是可以单独成书了。景山自己说:

    “剪辫风波”等四篇仍是书信考释内容;“夜游的恶鸟”等十篇，不属书信考释，但都是曾经引起争论的问题;“编集史料”等四篇则主要是我对史料工作的看法。以上情况不一，但都和史料有关，作为《考释》增订本的下卷，供读者批评指正。(《增订本后记》)

    其实，新增的这18篇文章，大体上可分三类:1)考证，即改据、改释，即景山自己所设的“剪辫风波”等四篇;2)辨析，即景山所说的“夜游的恶鸟”等十篇;3)短论，即景山所说自己“对史料工作的看法”。无论哪一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功力深厚，扎扎实实，言则有据，弹不虚发，发扬了我国历来重视考据、重视功力的“朴学”传统，言之凿凿，不由你不信。这方面的鲁研高手是十年前过世的林辰先生，他的《鲁迅事迹考》(1948)奠定了鲁迅研究考据学的基础。景山的《鲁迅书信考释》则是承上启下之作。在《鲁迅研究史》(陕西人民，1986)中，我曾高度评价过《鲁迅事迹考》。那些评价，都可以用到《鲁迅书信考释》身上。所不同者，林辰先生不苟言笑，而景山先生则比较风趣幽默，特别“夜游的恶鸟”等论辩性文字，文风是相当生动活泼，耐人寻味的。景山是一位著名的杂文家，生动活泼正是不可多得的杂文色彩也。“增订本”表明:考据文字也是照样可以生动活泼、耐人寻味的。

    当然，考证必须首先言必有据，做到无一字无来历，言之凿凿，无庸否定。否则，所谓的生动活泼便失去了依据，变成了插科打诨直至遮丑，那就站不住脚了。我个人粗枝大叶，无资格搞考据。但我对考据工作者充满敬意。对林辰先生、景山先生更是如此。青年鲁迅研究学者中，潜心考据者似乎不多。记得张杰同志曾赠我一本书，走的也正是林辰老和景山的路子，也是值得敬重的。我希望这样扎扎实实的学者，在鲁迅研究界一天天多起来。需要纠正景山一点的是，并非那些理论分析著作才能称“高楼大厦”，考据著作、史料发掘著作只要优秀，都可以成为“高楼大厦”。相反，那些空空洞洞，言之无物，甚至堆砌概念，作吓人状的所谓“理论著作”，根本不成其为什么“高楼大厦”，而只能是让人望而生畏的伪理论、伪高深，必须扔到学术垃圾中去了。

    景山是我的小同乡，山东济宁州人也。不过他是城里的高门上姓，我是乡下的无知草民而已。二十年前与曲阜师大合开“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会议东道主孔繁今兄弄了一辆小车，送景山“衣不锦而还乡”，我也恭陪末座，到济宁玉堂酱园买了几盒豆腐干，至今仍齿颊留香也。

    《鲁迅书信考释》(增订本)，王景山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3月，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