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〇一三回到一九八四

    透过棱镜，回看即将结束的二〇一三，如同重温那一年——已经过去的未来，永远不会离开的现在。

    《也许》……

    临近年底，一家瑞士书店发布了别出心裁的广告，将四本书摞在一起，书脊朝外，书名上下连缀，刚好成了一句口号。

    这四本书实有其著，分别是《也许》《巴拉克·奥巴马》《误解了》《一九八四》。好事者在社交网站上分享广告图片，引发传阅，波及众多，其中包括共和党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12月21日，保罗在推特上贴出此图，并简评曰:“我看这有可能。”

    广告主乃奥雷尔·菲斯利公司，在苏黎世开店。

    虽然影射美国特务机关监听全世界人民的丑闻，但广告语只说:“书讲述最好的故事。”《商业透视》杂志感到好奇，图中的《一九八四》似乎身躯过于强壮。

    奥威尔的原作只有九万英词，董乐山译文十九万汉字，老花城版不足三百页，但图中带有企鹅社标的这一本足有三倍厚度，恐逾千页。

    毛骨悚然

    中央情报局的外包员工爱德华·斯诺登经香港出逃俄国，揭露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世界公民及政府要员通信的棱镜计划，乔治·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一度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大盖茨比》。

    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生活在虚构的大洋国，在这里，“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海报无处不在，住所内的墙上也有一块“电幕”，不断用无法关闭的声音报告着“生铁产量和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同时，它也可以听到你，看到你。“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小说中写道，“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作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当媒体对棱镜计划铺天盖地的报道包围着你，当你得知你发出的每一封电子邮件，你和亲友的每一次通话，你在互联网上的每一次搜索，每一次下载，每一次阅读和观看，都可能被监视、记录和分析，你不会意识不到你生活的这个世界与大洋国的相似之处。当你看到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保持一种永恒的战争状态———反恐战争几乎是无法终止的，因为已经暴露的、有名有姓的恐怖分子只是少数，更多的是暗藏的敌人，理论上，他们可以藏身于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甚至就藏在自己的人民中间，他们可以是任何一种肤色，任何一种装扮———你不会联想不到大洋国的宣传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人民利益的名义，披着法律的外衣，经由精心组织的宣传行动在进行。在为棱镜计划辩护时，奥巴马总统说:“抽象地看，你可以抱怨老大哥，可以抱怨这是一个潜在的胡作非为的计划，但如果你认真看一看细节，那么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适度的平衡。”

    简单粗暴

    棱镜计划被揭露之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丑闻，后来却发生了“坏事变好事”的有趣变化。政府宣扬自己的反恐成绩，主流媒体将报道重心用于斯诺登的亡命之途而非计划本身———那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逃往了一个“坏国家”，现在藏在另一个“坏国家”内，而且一度得到了其他“坏国家”的庇护承诺。民意调查显示，舆论很快出现了逆转，赞成政府监控的人占了大多数。老大哥在看着你，但是老大哥爱你，所以人民欢迎老大哥无微不至的观看。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一幕再好不过地印证了奥威尔的担忧:政府无所不在，战争被当成了和平，奴役是为了自由。

    另一些人坚决反对将老大哥与美国政府挂钩。“斯诺登大概会声称美国处于老大哥的目光之下，但他并不理解其真正含义。我在苏联长大。我了解老大哥。其中并无相似之处。”生活在美国的作家尼娜·赫鲁晓娃说，“举个例子，1982年，我在莫斯科上高中时，和一个非常亲近的朋友通电话，谈论我们如何感觉到如释重负，因为勃列日涅夫终于死去了，结束了十八年令人窒息的统治。突然，电话里传出刺耳的咔哒一声，然后我们就听到一个严厉的男声。毫无疑问，这是个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挂掉电话。’他断然下令，‘马上。’我们照办了。”

    赫鲁晓娃嘲笑某些美国人思维简单，不识好歹，将眼前的好大哥混同于听说过、没见过的老大哥。“在民主体制下，几乎没有领导人拒绝公众对他们质询的权利。我在渗透着宣传的莫斯科长大，不曾经历过这样的主流态度。我从骨子里熟知这些独裁的方式，比大多数苏联人更为熟悉，因为尼基塔·赫鲁晓夫，苏联的总理、斯大林的继任者和勃列日涅夫的前任，是我的曾祖父。”然而，身为老大哥的后代，或亲身经历过老大哥的粗暴对待，并不能证明她比其他人更理解奥威尔的本意。否则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在1989年之后，《一九八四》仍然长盛不衰。这肯定不是文学的力量。米兰·昆德拉将《一九八四》称为“一部糟糕的小说”。他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写道:“可恶的恰恰是把生活缩小为政治，把政治缩小为宣传。因此，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奥威尔的小说自身就构成了极权精神的一部分，构成了舆论宣传精神的一部分。它将一个可恨社会的生活缩减(并教人缩减)成了它的罪孽的简单罗列。”

    正是用这样可恶的、简单的、粗暴的方式，奥威尔道出了我们对一个无处不在的政府的恐惧，它与老大哥是不是有礼貌无关，其核心是政府总在制造敌人，保持战争状态，并以此作为对人民进行政治监控的永恒借口。

    1988年，董乐山译《一九八四》由花城出版社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在此书的《写在出版之前》中，董先生说:“如今，已没有人像这本书刚出版时那样，把它仅仅看作是讽刺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种制度的政治寓言。事实上，作者所着眼的是更广阔的全人类的前途。如果说，我们今天读来觉得书中描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有幸没变成事实的话，那么这并不是说将来就不会出现。我们最好还是把它看作是1994年或更远一些的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而有所警惕。”

    书讲述最好的故事:老大哥在看着你。如果他说他爱你，请不要轻信。

    他爱的是他自己。读书报记者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