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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预科，创办文理科研究院，加强中文系的师资，严格学生成绩的考核管理——在洪业大刀阔斧的改革下，燕京大学从一所默默无闻的教会学校，迅速上升为“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他又下大功夫充实图书馆。最初燕京大学的藏书不过三四万册，且西文书多于中文书。到1950年，燕大藏书已达40万册，在国内高校中首屈一指。
在中国大学里，洪业是最早提出设立学位制度的。1940年，洪业撰写《给哈燕社的建议书——在燕京开展研究生教育与研究的五年计划》，争取国民政府批准燕大在语言、文学、艺术、考古、历史、哲学和宗教七个学科中培养自己的博士生。在当时全中国的大学都没有设立博士学位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很激进的目标。
今年年初，商务印书馆隆重再版了由陈毓贤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洪业传》一书，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读者们看过此书后，并不满足于书中的内容，纷纷发表评论。许多媒体对陈毓贤进行了采访，探究洪业为何被忽略的原因。作者《洪业传》中仔细描画了洪业(1893-1980)一生的奋斗与感慨，也展示了他宽阔的胸怀及人生的无奈。本书原本用英文写作而成，是为了给美国读者看的，所以在时代背景、生活习俗等方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但书中转述的内容较多，深入研究的内容较少，同时也有一些重要的细节没能提及，比如他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对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以及对众多学生日后学术成就的影响，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学术大家和各学科的奠基人。
1923年，洪业回国后对中国教育界的贡献甚大，他是哈佛燕京学社创办人之一，曾任燕京大学教务长，门下英才辈出，如谭其骧、邓嗣禹、周一良、王伊同、王钟翰、侯仁之等。胡适曾在为司徒雷登的自传所作的序言中说:“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是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1963年，在洪业先生七十岁生日时，《哈佛亚洲学报》曾发表过一篇献辞，称赞他“对中国文学历史的贡献，以及对几代学者严慈并加的辅导”。笔者外公邓嗣禹曾于1928-1937年就读、任教于燕大历史系，师从洪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后协助洪先生授课，并出版过多部有影响的引得类书籍，见证了他在燕大活动的主要过程。今年是洪业先生诞辰120周年，论述洪业对于邓嗣禹学术成就的影响，并以此为案例，将有助于重新认识他对于中国教育界的杰出贡献。
办学理念与治学方法
1924年，洪业出任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相当于教务长，负担起改造学校课程设置的重任。在洪业任教务长期间，取消预科，创办文理科研究院，加强中文系的师资，严格学生成绩的考核管理。在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下，燕大从一所默默无闻的教会学校，迅速上升为“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学研究的重镇。
笔者曾发表过一篇拙作:《教会大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详见《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30日第10版)，提出燕京大学在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值得大书特书。与其他教会大学相比，燕京大学成立的时间较晚，但却能一跃成为“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其内在动因则更是值得学者们去探究。燕京大学之所以有如此显著的成效，历史证明与洪业的办学理念有直接的关联。在洪业看来，把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学问全部笼统归于“国学系”很难让人满意。在他的设想中，应把先人知识分为语文、数学、科学、人文四类;人文一类下中国文学应自成一门;而中国的考古、历史、艺术、宗教、哲学等科目都该与西方的这些科目相衔接，这也是他日后解散了燕大国学研究所的原因。他不赞成国学研究的说法，他认为学问无国界。所谓国学，不应该孤芳自赏，而应按学科归纳到各院校。洪业深信，中国的学问，应该让有现代训练、有世界常识的人来研究(魏泉《洪业与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的转型》)。
在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收藏有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其中保存了两份燕京大学当年的学术计划。第一份写于1929年4月15日，由洪业起草，与时任哈佛燕京学社执行干事，兼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美国学者博晨光(L.C.Porter)联名提交的《哈燕社备忘录》，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燕大在其后的五年中，将以资料建设、学术研究、培养学生为工作重点。在资料建设方面，除了收集中国方志、丛书和杂书外，洪业主张大量收集欧洲的汉学著作，要求斥资15000美元购买这类著作，因为燕京这方面的书很少，我们希望中国研究生能知道欧洲汉学家在干什么。在学术研究方面，洪业提倡纯学术的研究，要用科学方法指导学术研究，强调避免重复，避免新闻评论式的和通俗的东西。在学术出版方面，要求坚持最高标准。在对学生的培养方面，洪业请求学社采用西方的学位培养制度，培养中国文史哲的国学研究者。他设想燕京培养硕士，特别优秀的送到哈佛攻读博士学位，也提出对美国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的具体要求(陶亚飞、梁元生《哈佛燕京学社考论》)。
博晨光当时任燕大的校务委员会委员，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文时，与正在哥大学习的冯友兰相识。博晨光任燕大哲学系主任后，邀请冯友兰在燕大任哲学系教授兼燕京研究所导师，在任期有两年半的时间内(1926年2月—1928年8月)，讲授中国哲学史。这两年多的时间，奠定了冯友兰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方向。后来多次再版，流芳千古的冯著《中国哲学史》一书，也正是开始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的。
按照洪业的培养计划，齐思和是第一批由哈燕社资助，输送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学者;1938年，翁独健、邓嗣禹属于第二批。此后，周一良、王伊同、王钟翰等相继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在中国大学里，洪业是最早提出设立学位制度的。他的目的是要鼓励中国年轻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并用最好的现代科学方法对之进行再研究。另一方面提高中国学研究的地位，使其在学术上获得美国学者的尊重。哈佛燕京学社成立的1928年，正是洪业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燕大图书馆馆长的一年。洪业在任文理学科科长和燕京图书馆馆长期间，花了很大的力气充实燕京图书馆的收藏。他精心制定图书管理制度，采购国内外新出版的书刊杂志和明清史志善本图书，并多次通过个人关系向美国朋友募捐以扩大馆藏。最初燕京大学的藏书不过三四万册，且西文书多于中文书。经过几年的努力，特别是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燕京图书馆得以补充了大量的中国古籍。到1929年，燕京的中文图书已达14万册。1933年，燕京图书馆的中西文藏书共22万多册。到1950年，燕京藏书已达40万册，在国内高校图书馆为首屈一指。
在洪业导师的要求与具体指导下，邓嗣禹在1935年获得硕士学位，并留任史学研究任讲师之后，即开始对于燕京图书馆藏书进行系统研究，当年即完成了《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类书之部》一书，把燕大图书馆所藏类书，既传统的杂家小说总集，共三百六十种，分为十个门类进行编目，由燕京大学于1935年出版。该书曾被海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并多次再版。第二版题名:《中国类书目录初稿》，由台北进学书局出版(1970年);第三版由台湾大立出版社出版(1982年);第四版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2007年)。
在洪业的影响下，邓嗣禹在燕京大学的10年期间(1928-1937年)，不负师长的期望，1934年起担任《史学年报》主编和历史学会主席，并先后在《史学年报》、《燕京学报》、《禹贡》等权威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从《城隍考》、《明大诰与明初之政治社会》，到《唐代矿物产地表》、《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早年即取得了治史方面的丰硕成就。
1935年，邓嗣禹在燕大留校任讲师期间，还与美国学者博晨光共同开设过一门中英翻译的课程，并着手将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翻译成英文的工作。两人朝夕相处，共同研究翻译的技巧与修辞。1937年，邓嗣禹接到燕大同学房兆楹从美国拍来的电报，邀请他协助恒募义(Arthur Hummel)编辑《清代名人传略》的工作，不得不中止此书的翻译工作(陈润成《邓嗣禹与战后美国汉学的发展》)。后来英文版《颜氏家训》按照洪业审定的意见，多次修改，几译其稿之后，1968年才在英国出版。余英时先生在纪念洪业先生的文章中曾提到:“1958年周法高先生在哈佛大学访问时，曾以《颜氏家训汇注》的稿本送请洪先生评正，后来周先生告诉我，洪先生曾指出其中可以商榷之处不下百处。”可见洪业对于学生出版的著作要求之严。“凡是读过洪先生论著的人都不能不惊服于他那种一丝不苟、言必有据的朴实学风。他的每一个论断都和杜甫的诗句一样，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的境地”(《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
对于中国目录学的贡献
洪业是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对我国索引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引得编纂处把中国最主要的经书史籍系统地重新校勘，加编引得和词汇索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当时正在兴起的“索引运动”推波助澜，使索引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1930年9月到1951年冬天，21年时间，一共编印出引得64种81册，其中正刊41种50册，特刊23种31册，开创了我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编纂现代索引的历史。洪业亲自撰写了一批索引研究论文和专著，早期重要著作有《引得说》(1932年)、《勺园图录考》(1933年)、《清画传辑佚三种》(1934年)等。
《引得说》出版时索引一词传入中国仅十余年，国内索引编纂并不多见，洪业在使用编纂索引的基础上，对索引的定名、性质和功能作了准确、全面的归纳和概括，与当时国内一些学者生吞活剥、照搬照抄国外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该处出版的引得书前均有一篇十分精彩的序文，它对文献的内容进行细致的有深度的评介，其中最长的一篇是洪业为《春秋经传引得》所写的序，共86页。这些序文篇篇都是学术上乘之作。几位编辑如聂崇岐、邓嗣禹、李书田、齐思和、赵丰田等都是我国的历史专家。
洪业要求他的学生头脑清楚，有独立精神，抓住问题的要点，有条理地分析，所用史料，必须一一备注。在洪业的影响下，邓嗣禹对于编纂图书目录颇感兴趣，他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分工负责编纂《太平广记篇目及引得》一书，并列入41种正刊之一，1934年由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出版。该书第二版由台北古亭书屋出版(1966年)，同年在日本出版日文版;第三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装本，1990年)。邓嗣禹因此成为国内最早对于太平广记进行研究的学者。
次年，邓嗣禹又与留学燕大的美国博士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合作，编写了一本《中国考书目解题》(《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由燕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作者有系统地分类介绍当时中国各种参考书，可以说是国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入门参考书籍。这也是邓嗣禹首次与美国学者合作，为以后他在美国与其他汉学家负责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该书第2、3、4版分别于1950、1969、197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72年，由韩国图书馆协会出版韩文版，沈俊、刘俊镐译。
培养人才的五年计划
香港中文大学保存的第二份文件，完成于11年后的1940年2月10日。这是洪业在燕京学社驻北平总干事任上，撰写的《给哈燕社的建议书》，副标题是“在燕京开展研究生教育与研究的五年计划”。比起1929年第一份计划，洪业对于培养人才的目标更加推进了一步。他希望在学社的支持下，在这个“五年计划”内，争取国民政府批准燕大在语言、文学、艺术、考古、历史、哲学和宗教七个学科中培养自己的博士生。
洪业设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12到15位受过博士训练的教授来当导师。他说燕大目前已有4人，还要增加8-11名博士来充实燕大师资。他预计如果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翁独健、邓嗣禹(哈佛博士)、高名凯(法国博士)、王静如和于道泉(英国博士)能回到燕大的话，只缺少3-6人就能够实现该计划。洪业曾颇有信心地说:“让我们把这一点作为目标，在5年的持续准备后，哈燕社在中国的活动将发展到足以支持燕京大学在中国学研究领域中有一个受人尊重的博士学位计划。”这一建议被燕京学社批准后，使燕大教师极为振奋。
洪业在燕大任职期间制定的两个计划，实际上都是以哈佛大学教学制度为蓝本，其目的是通过培养高级师资，有目的地建立、健全学位制度，从根本上提升燕大文史哲学科的教育与研究水平，在国际上取得一席之地。他这种合理使用基金的计划是非常有远见的，在当时全中国的大学都没有设立博士学位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很激进的目标。
齐思和、翁独健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当年即回到燕大任教。翁独健先后任历史系主任，燕大最后一任代理校长、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等职;邓嗣禹于194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4年，先后任东方研究院院长、兼东亚图书馆馆长等职，1946年应胡适聘请到北大历史系任教。
洪业任历史系主任、教授长达23年之久，为了办好历史系，他更竭尽全力。在司徒雷登与校方负责人的支持下，他先后聘请了好些学术泰斗如陈寅恪、陈垣、冯友兰、顾颉刚、邓之诚、钱穆、裴文中来系执教，聘请的外国教授则有瑞典的汉学家王克斯和日本著名考古学家乌居龙藏等。燕大许多非历史系的本科生也因此乐意来选修这些学术名家所开的历史课程。更值得称道的是，洪业还很注意发现有造就前途的学生，更有计划地栽培他们。如鼓励齐思和研究春秋战国，邓嗣禹研究各种制度史，瞿同祖研究汉代，周一良研究魏晋南北朝，杜洽研究唐代，冯家升研究辽、金，聂崇岐研究宋代，翁独健研究元代，王钟翰研究明清两代，侯仁之研究历史地理等等。他这样做，就是要为中国史学多个领域培育出更多的专家，使我国史学事业更加后继有人。
洪业晚年在康桥哈佛为传播中国文化，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仍是不遗余力。陈毓贤在《洪业传》一书中也提到“好几代哈佛研究中国文学历史的学生陆续发现康桥有这位渊博的学者，像一座宝矿任他们挖掘。先生虽已年迈退休，但仍义务辅导这类学生，无数的博士论文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正如当今一些学者所述，洪业这一代兼通新旧中西的学者所完成的工作，以及他们所开启的新领域、新方法，在给后来学者奠基铺路的同时，也设立了难以逾越的学术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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