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前顾后”:读书2013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2013年读书，大抵可分两类:一为“瞻前”，思考、探讨中国今后发展方向之作;一为“顾后”，回眸从前的历史著作。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成果巨大，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矛盾也越积越多，改革每进一步，都会深涉各方利益，因此从上到下都承认、接受、使用“改革进入深水区”这一形象的比喻。在“深水区”中，风险巨大，举步维艰。因此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自然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2013年开年，便有几部重要的著作，关心、思考、探讨中国改革的前途。

    《改革放言录》(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是胡德平继《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后，推出的新作。“为什么要改革”主要是“思忆父亲”，而此“放言录”则是胡德平本人近三十年的文章、讲话和担任政协常委时的提案集中成书，更直接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对改革的历史的回顾、现状的分析，面临问题与解决方案的思考。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作者又承认以往的“自由”确有历史局限性，而“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抛弃了社会自发发展的消极因素，逐渐成为自由、自觉、自主的积极发展的社会”。然而，作者不能不面对、回答一个尖锐的问题:建国三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光辉的，但其花费的沉重代价又与其成就难成适当的比例，我们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更加辉煌的成功。”更严重的是，还发生了“文革”这种长期的、大规模的侵犯基本人权事件。如此重大的问题，当然有种种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等原因，但作者强调，最根本的一点则是对自由的否定。

    他强调，改革开放不久，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根本原因是“放权”，而“放权”的实质是给生产者、经营者自由。生产者、经营者有自主经济自由的体制就是市场经济，就经济体制而言，改革开放就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变革。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多种经济成份、多种利益主体，最重要、也是争议最大的变化就是私人经济的产生。如何认识非公经济，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有直接影响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此书的重点。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各利益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是平等的，如果政府参与经济活动，这时政府只是经济市场的参与者而非管理者、裁判者，与其他利益主体也是平等的，不应享有特权。政府只有在不参与经济活动时，才能是管理者、裁判者。“富民”或者“民富”而不是“国富”，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但长期以来，“国富”被视为理所当然，“民富”则被批为走资本主义。在本书中，胡德平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应把民富放在第一位，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明确目标。名不正则言不顺，在中国语境中，“民富”要放在第一位、要成为改革开放的明确目标，首先要为其“正名”。因此，胡德平提出了“人民经济”概念，强调非公经济即“人民经济”。民富的核心理论问题是如何面对私营经济，面对规模越来越大的私人经济，必须解决《资本论》提出的“剩余价值”学说。本书的几篇文章都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他特别赞同、并多次引用中共老一辈理论家张闻天在1961年提出的观点:“我们经济学家对马克思《资本论》经济范畴的使用，有一种恐惧，怕在使用中犯修正主义的错误，同时使用时却又照搬原来的意义，而不去指明旧形式下的新内容。我想，只要说明《资本论》的范畴在社会主义起了根本的质的变化之后，这些范畴的充分运用，不但无害，而且有利。”据此，胡德平认为，在我国市场经济中，不能也不必回避资本、利润、劳动力和劳动价值论。并且进一步提出，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资本论》提出的许多经济范畴会发生变化，增添新的内容，“而这些范畴的最终消亡则是有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绝不是什么运动、斗争、行政命令、决议、会议所能消灭得了的。”

    吴敬琏、马国川的《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三联书店2013年1月)采用对话体的形式，以二十个专题回顾了中国改革历程，并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方面深入分析，剖析了当前中国存在问题的深刻原因，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命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此书原名《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于2012年12月出版，书名“四平八稳”。中共十八大后，改革声浓，作者与出版社将书名改为《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则成为副题。从书名改动这个“细节”即可看出十八大后的某些变化，名曰“重启”就说明已然“停滞”。吴敬琏在“重启改革议程座谈会”上说，“十八大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决定，符合大众对‘重启改革议程’的期望。关键的第一步已经迈出，目前朝野上下当务之急，就是进行重点改革项目的方案设计和改革的总体规划”，“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我们参加全民大讨论的发言”。他强调这本书一定要直面当前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发空议论，从历史的高度来客观地梳理中国改革历程，有理有据地分析产生一些问题的根源，理性地探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法。因此，此书具有鲜明的针对性，针对坚持强化政府，强化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的观点。而贯穿全书的观点则是坚持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改革，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

    张维迎的《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首先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博弈论的方法和核心结论，然后以这些方法和结论分析中国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制度安排。这本书特别关注的是人们为什么会有不合作行为，分析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有助于克服“囚徒困境”，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本书以博弈论论证了只有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才是使人走出“囚徒困境”，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的根本制度。这，也是中国今后改革的目标。

    人们能“瞻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时时“顾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顾后”的历史书，更是我的阅读重点。

    《忍不住的“关怀”》(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5月)是杨奎松绝无仅有研究“知识分子”的著作。该书以大量档案为基础，将焦点对准几位著名知识分子在社会、时代剧变中的心理、思想变化。虽然只研究了少数几人，却重建了当时思想、文化的氛围。沈博爱在《蹉跎坡旧事》(语文出版社2013年10月)中，详述了自己一生。在“历史”中，草根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经历、历史不必重视，如果有，也是被“他者”叙述、建构。这本书，却是一位农人慢慢地叙述着自己从小到大的历史，是“草根”自己的声音，格外值得重视。许燕吉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即她的自传。落花生者，当年著名作家许地山也。许燕吉1933年出生，1941年才8岁时，父亲就溘然长逝。度过了“粉红色”的童年，她在1950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但几年后，被打成“右派”，隔离审查，入狱6年，丈夫与她离婚。1969年，她被发配到一个艰苦的农村，嫁给陕西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然后，一直恩爱到现在。“精英”与“草根”的命运与历史，就这样融为一体。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德]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德]英格里德·宗塔格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0月)是一本直接与书的历史有关、更准确些说与“读书”的历史有关的书。这本书的重点不是说“异端”思想是怎样产生的，而是说这些“异端”思想是怎样传播的。从史学方法论来说，思想史往往是精英的思想史，而本书却将以往的精英思想史变为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