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儒家

    大陆新儒家的名字已经渐渐熟悉，其思想轮廓却似乎依然模糊不清。但是，参照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所谓现代新儒家或港台新儒家，还是可以对其思想学术上的特点做出一些勾勒。

    问题意识上，属于后五四时代的前辈们主要是在中西关系语境里工作，面对携政治、经济、军事之威势而来的文化压力，带着悲情为传统文化和儒家做知识和价值上的合法性论证，但是所采用的学术话语和价值标准却基本上都是来自西方。大陆新儒家属于全球化背景下、改革开放后的时代，所面对的是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其工作起点和目标是希望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和承担来实现传统延续民族的复兴。

    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把儒家文化视为一个知识的系统是不够的。于是，与现代新儒家多采用哲学话语形式对儒家经典加以阐释梳理不同，他们主要选择了宗教的学科框架，从这样一种人类生活的精神维度、一种人文和意义的视角去理解儒家思想系统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把握其与生命生活的互动联系、描述建构其在当代社会的地位功能。牟宗三等也有以教化、人文教诠解儒家经典的情形，但这并不足以否定、替代对儒家文化进行宗教把握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人文教只是强调了其相对于神本宗教的某种特征，而教化本身是一个动词，即依据某某(对人)进行教育，并不涉及“某某”的内在属性，如基于道德的教化是一种教化，基于宗教的教化也是一种教化。

    视东西方文化为不同文明类型既是近代学界的某种共同认知，也是现代新儒家进行自我辩护的某种策略选择。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将思想的重点集中在心性之学以彰显其不可替代的特殊性与优越性，认为问题只在于如何由此内圣开出新外王即现代自然科学和民主制度，其左冲右突曲为之说过程十分艰难效果却差强人意。而大陆新儒家从宗教入手，不仅上遂天道奠立根本，重归《尚书》、《诗经》和《周易》的上古传统(宋儒偏重四书。现代新儒家心性至上，有现代宋明理学之称)，同时也方便直接地切入现实问题，在对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论述中将论域由形上学及道德和伦理学向法学、社会学、民族学和政治哲学等开拓延展。

    凡此种种，应该可以将大陆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或港台新儒学的思想风格粗步而明确地做出一些分判了吧?当然，这只是自其异者观之而已。从历史看儒家传统生生不息变动不居，从现实看它也同样光谱丰富精彩纷呈，但其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存在之重要维度所具有的基本性格却是一以贯之的。

    “大陆新儒家”的概念从一位旁观者口中道出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但它却使那群认同儒家的学者实现了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变。这是必然的。虽然堪称经典的作品尚有待时日，但新发展的趋势已然确立成型。我们和东方出版社合作推出“大陆新儒家文丛”正是要记录和推动这一思想的律动和创生。我们相信这对儒家和传统、中国和世界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