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先生的晚年思绪

    闻讯林彪折戟,我从二里沟赶去告诉他。他高兴得不得了。突然一嗓子就唱起歌来，而且是用外语。

    “侯伯伯，你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如果要探究你与中国文化源流的近亲关系，我感觉到你也受这条源流的影响，你也在这条源流的续脉上，你同意吗？”“哇——”，大哭。他哭过以后，我又问：“反观你自己，你好像也在这个源流上，你是不是也是异端？鲁迅是异端，我觉得你也像是异端唉。”“哇——”，又哭，哭得比前头还要厉害，半天透不过气来。我想可能，他突然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努力把《资本论》介绍到中国，这么推崇马克思主义，在这个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主流的国家，自己居然成了异端，他很难平静。

    自从1987年侯外庐先生去世后，所有要我发言的场合，我总是同样的开头。我说我跟侯先生的相遇，就像是一阵狂风把一个小石子卷起来，刮到泰山脚下，从此，这个小石子就跟泰山有了对话的机会，了解了很多他内心世界的东西。我就是这样一个小石子，

    因为有那一段经历，可以说我成了外庐先生最后二十年间生活、思绪和行事风格的一个知情者、见证者。

    文革十年，侯外庐先生太苦，太寂寞了。很大一个家庭热闹全无，儿女们个个都在受审查，真正是门可罗雀。文革中的我，觉得眼前的世界混乱不堪，搞不清楚一些问题该怎么认识。外庐先生的小女儿是我的同学，她告诉我，老人家在一次批斗之后中风，偏瘫了，但是还能说话。我很同情，就去探望他。当时绝对没有访客，我去了以后，他觉得开心，就跟我聊天，我也就斗起胆子直接问一些作为年轻人实在无法理解的问题。当时没太在意，他是被全国报纸都通稿批判的学者，只是想他是《资本论》的翻译者，对那个时代应该能够看明白一些问题。

    闻讯林彪折戟,高兴得用法文唱起了《马赛曲》

    关于林彪，我印象中他谈得很少，当然很厌恶 “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和“万岁万万岁”之类的阿谀之辞，他一般只有两个字的反应：“荒唐”。闻讯林彪折戟,我从二里沟赶去告诉他。他那个时候是偏瘫状态，举步很艰难，撑着一个手杖，经常坐在大门内右边的那间屋，平时都对着门坐着，希望进来人他能第一个看到。我记得,我冲进去告诉他，他高兴得不得了。那时，他吃饭都不跟家人坐在一起。我的理解是，怕万一有个人推门进来的话会说，你们还是吃一锅饭，划不清界线,为了保护家人，他一直独自在屋里吃。那天他让我把椅子搬出来，要和大家一起吃饭。 

    他的小孙子以岸是个初中生，里头外头地跑着端菜。老人家坐在藤椅上，突然一嗓子就唱起歌来，而且是用外语。这是似曾熟悉的曲调，多少年没有听到过了。那个时候人们兴奋了要唱歌，都唱《国际歌》，我问他：“您唱的是什么？”“《马赛曲》！”他小孙子都看傻了，大呼：“爷爷会唱歌！”我后来跟他的子女们说，老人家那天唱的是《马赛曲》.他们说：“我爸爸会唱歌吗？”没有人知道他会唱歌，还是用法文唱的《马赛曲》。    

    “冯友兰做的事情，不是他的品德决定的，是他做的学问决定的”

    侯先生与冯友兰从来学术观点相左，不过，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很有涵养，很有君子风度，即使观点对立，也仍然能保持礼貌和尊重。

    七十年代初“四人帮”肆虐的时候，胡耀邦同志天天闭门读书。有一天遣派他的长公子胡德平向外庐先生借书，指明要《中国思想通史》。当时侯先生也不自由，书房的门上还贴着封条，无奈手头一本都拿不出来，更不要说一部了。怎么办呢？他命孙子撬开玻璃，爬进书房，偷出一整套《中国思想通史》，送给了这位未曾谋面、在大难之中潜心向学的政治家。就是这部《思想通史》，在动乱当中沟通了一个政治家和一个学者的心。

    过了一段时间，四人帮还没倒台，有一天胡德平又到他家来。胡德平问先生，跟冯友兰最主要的斗争在哪里？老人家挺有意思，据他告诉我，他回答胡德平说，观点不一样，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完全不一样。你一定要说在什么地方有过斗争，那就是，”河南郭象”。冯友兰很欣赏郭象，也自比河南郭象。侯先生对胡德平说：“我揭露了郭象是个剽窃者。”侯先生认为署名郭象的《庄子注》实际上是向秀的作品。向秀潦倒，郭象得到了他的《庄子注》，就以自己的名义公布了。我猜想，德平那天一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因为侯先生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其实，先生对《庄子注》是很看重的，只不过他考证这本是向秀所作。问题在于，郭象是向司马氏靠拢的奉明正统的那一类人，而向秀是牺牲者，气节上和郭象有天壤之别。外庐先生的回答，可谓书生气十足。

    文化大革命到了江青闹“评法批儒”的时候，冯友兰又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不能说是打冲在前的先锋，也算是为梁效写作班子点缀水准的象征。那个时候他最积极的状态是把自己蓄了几十年的胡子剃掉了。有一天我到侯先生家里去，翻看他订的《人民日报》，里边登了冯友兰的一首诗，我看到“聊发少年狂，奔走在马前”一句，特别痛恨，大骂无耻。当时只要具备正常心理的读书人都非常厌恶评法批儒那一套，这么大的学者怎么至于“聊发少年狂”？还要“奔走在马前”？我真是觉得怒不可遏。侯先生板着脸对我说：“你错了。冯友兰做的事情，不是他的品德决定的，是他做的学问决定的。儒学，是所有的当政者都要用的。”一句话点悟了我，让我心服口服。

    侯先生和冯先生一辈子观点对立。到了晚年，在文革的风浪面前，侯先生评价冯先生如此平和，这里包含了他对冯友兰当时的处境和心态全方位的解读。如果人们对那段历史不理解的话，侯先生的话或可有助于理解。这件事特别能反映侯先生宽厚的为人和睿智锋利的思想风格。他看问题总能看到背后的东西。   

    “你没有这个经历，就没有资格这样笑杨荣国”

    与冯友兰同时，杨荣国也很红。冯是批儒，杨是评法，是当时评法批儒的两员前辈干将。杨荣国今天到新疆、明天到东北，飞来飞去到处去讲。大家都笑他，包括他的学生。黄宣民（杨荣国的学生）告诉我，赵纪彬曾对杨荣国开玩笑：“你知道吗，现在我们那儿厕所里都贴着你评法批儒的宣传材料。”我听了觉得挺好玩，就告诉了侯先生。不料侯先生很生气，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一个人，昨天把他打到地狱，今天把他拉到天堂，是什么感受？你没有这个经历，就没有资格这样笑他！”杨荣国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据说曾经套着麻袋被人打，很残酷。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怕再次下地狱，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吧。这是一种被环境逼出来的心态和人格的扭曲。侯先生从人性的角度理解杨荣国，所以宽容并且谅解他。

    可以说杨荣国讲法家的见解大多来源于侯外庐。在史学界里，对法家推崇得比侯外庐更高的人大概也不多。当时，连篇累牍官方色彩浓厚的评法文章中，不少人在抄袭侯外庐40年代的论述。侯先生家来客渐渐多了。大家都告诉他说，“现在都是在讲你的东西。”他自己也说：“今天广播又是一大段我的文章，就是不说出处”。先生当时处境很差，连正常看病的条件都没有。他的小孙子初中毕业后，连上高中的机会都被剥夺，去当工人了。人家劝他，只要写一篇豆腐干大的文章，说明“从哪一年我就是这个观点，这是我一贯的看法”，不用说别的话，处境马上就变。他置之不理。我到他家里去，他多次跟我说，“又来人劝我了”。一位部队领导干部，带着夫人开着车来，他们是山西老乡，也来劝他。我问：“你想不想写？”摇头，不想写，一个字都不想写。他看得很清楚，斗争的矛头对着周恩来，他很警惕：我的学术观点，和你们的政治需要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绝不和你们扯在一起。他一点都不想利用形势。这是一种气节，是一种坚守。所以许多人对侯先生最尊崇的一点，在解放后的这几十年里，他的理论勇气难能可贵，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

    “理学是无人身的理性”

    1984年在《宋明理学史》出版的时候，我挺为他高兴，他也高兴，但他在我面前毫不掩饰地表示他有担心，他说：“可不能让理学复活。”他担心理学如果复活，会对中国造成无穷的灾难。侯外庐先生在《思想通史》朱熹那一章批判理学是“无人身的理性”。无人身的理性，原是黑格尔的命题，马克思用以批判蒲鲁东。侯先生对此体会得特别深刻。什么叫无人身的理性呢？就是当你膜拜某一种纯精神的、先于物质存在、能主宰万物的“纯粹理性”时，让它脱离任何个体，把它升举到空界，实际变成了神，这就是无人身的理性。这种膜拜也便沦为神学的奴婢。类似“无人身的理性”这样的纯理论的哲学式讨论，我以为中国是太欠缺了。侯先生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他的思维显得很特殊。

    1985年底，国内出版界到香港办“中国书展”，侯先生多部著作在展出之列。人民出版社约我写一篇对侯先生的专访，指明一定要提到新著《宋明理学史》。我奉命而为。在写《宋明理学史》的部分时，侯先生执意要我加上一句，“一定不要让理学复活”，很有意思，我真写了。后来编辑跟我说：“这个我给你划了好不好？”我说：“可这是老先生一定要的。”编辑和侯先生很熟，他说：“我理解。”最后决定，保留侯先生艰难地反复地表达的话， “理学是无人身的理性，本质是反理性之学，它对中国的危害比其它任何哲学大得多，这一点绝对不能调和”，以此作为文章的结束。

    饱受批判的的封建土地国有论

    还有几个概念问题很有趣，都值得研究。比如解放前他用一种让人感觉很怪异的表述来评价中国农民战争——“拆散主义”。“拆散主义”是在列宁著作早期译本里面出现过的名词，他觉得实在找不到对农民战争更恰当的描述了。意思是，它只是把一个东西拆掉、拆散，但绝对没有新的构思，没有新的设计。如果重建，还是建一个原样的东西，这只能定位为“拆散主义”。外老对封建专制是非常痛恨的，他认为农民起义在拆散封建专制国家的意义上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建不出新东西，还是重构一个专制主义。“拆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说法。侯先生说他千方百计也找不到更换“拆散”的词汇，不得已他经常用“拆散主义”来评价农民战争。不过应说明的是，五六十年代侯先生的文章中已经看不到“拆散”二字，到写回忆录时，他要我重新说明其概念。

    还有一个，读他的书会发现，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性的表达，永远定位在“中央专制主义”，他从来不用“中央集权”的概念。他认为，集权只是一种手段，今天可以集，明天可以放，而中央专制主义是本质。这些侯先生专用的名词、概念，当年那些批判他的人可能也没看明白。若那些人明白了，侯先生会吃更大的苦。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概念——封建土地国有论。这是让侯先生受到压力最大、也是侯先生毕生坚守的观点。若要求用简单的语言来介绍侯先生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全部理论几乎不可能，但如果用一句话定义“封建土地国有论”，那就是：皇权垄断的土地国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专制主义建立并存续的经济基础。

    他告诉我，封建土地国有论在重庆就提出了，他也明确的知道，延安当时立刻就了解了他的研究。当时所有的人都是很赞同欣赏他的中国封建土地国有论。可是一解放，他知道这个观点不被欢迎了。他告诉我，陈伯达“启发”过他修正一下。他说他不修正。他还想要用十来篇文章“商兑”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

    但是，商兑计划只迈出一步就嘎然而止了。1954年初，侯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商兑之一》在《历史研究》一发表，立即引发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讨论。讨论持续到1959年底，升级成对土地国有论的批判。侯先生从商榷对象变成了批判对象。他终于不得不出来答辩，于1959年写下《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则》，发表在《新建设》上，一方面是答辩，一方面他也是当作封建社会史理论基础提出来的。侯先生说，这篇文章是商兑计划缩到最小程度的一个补白。后来它被用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卷首，作为序论，定名为《第二、三、四卷序论补》。

    今天读这篇文章，还能感觉到他当时理直气壮的气势。但是，他用的那些概念，如“封建土地所有权的非运动性质”、“封建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的区分”……相当陌生，理论深奥，文字生涩，大量引用经典著作，又平添了新的麻烦。

    李学勤先生告诉我，当时多数人对于土地权利分解的表述都不甚了然。文革以后李先生出国，在欧洲看到了《罗马法》，发现在《罗马法》里头就已经把土地权利区分成了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他说这些东西在侯先生那里是ABC，不需要解释，可中国人不懂。他终于明白，侯先生当时那么有把握，原来在《罗马法》就已经这样区分了。

    北大历史系马克尧教授研究世界史，他跟我说， “应该承认，中国史学界侯外庐是真正懂得外国史的人。”他懂的东西并不解释，在这些方面他很吝惜笔墨。有时我问：“你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不再讲得细一点呢？”“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再展开得多一点呢？”他有一次告诉我，他认为提出见解的人，不一定是适合做普及的人，诠释可能还是别人来做更好。他是这么一个观点，所以他很少回答人家的批评文章。土地国有论被骂得一塌糊涂，邓广铭先生反问：“如果封建土地都国有了，我们今天还要土改干什么？”这是侯先生学给我听的。我问：“那你为什么不回答他呢？”“这怎么回答呀？没有交点。”为什么没有交点？我一直在想。哦，从数学上看，两条直线在一个平面上会有交点，不在一个平面上没有交点。你看，他很傲慢。

    “鲁迅是异端，你也像是异端”

    有朋友告诉我，侯先生的学说影响深远。在理论界，八十年代初那批年轻思想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都仔细读过《中国思想通史》。对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问题的认识，都受到侯先生的影响。

    文革前评价历代思想家，首先都要分辨他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唯此为大。侯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把思想家都排了队，他把所有入列的异端思想家都说成是唯物主义的，而那些主流的、正统的思想家则大多都划归唯心主义，这是他的特点。

    评价到柳宗元的时候，他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当时很多人不同意他这个看法，其中出来当面反驳他的人是范文澜。有一次开会，众多史学家在场，范文澜先就坐，他晚些进入，范文澜把他叫住，当着那么些大学者，问他：“听说你认为柳宗元是唯物主义的，柳宗元的女儿是尼姑，你知道吗？”侯先生回答：“在唐代当尼姑可能说明不了什么，武则天当过尼姑，后来照样当皇帝。”我说你这是答非所问，人家问的你并没有回答。他说:”拿尼姑来说事，我不想回答.”他没解释。他们的交锋都是一句话，你一句，我一句，就算是过过招了。旁边的学者都哈哈笑了，田家英、吴晗等人都在。我说：“那可能大家都不理解你吧。”他说：“可能。”

    写回忆录的时候，我问侯先生：“关于柳宗元，女儿是尼姑，你非要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这个问题在这里怎么交待呢？”他终于对我这个小字辈的人把他的道理说出来。他说：“很简单，佛学在普通人那里，它是宗教，在思想家那里，它是哲学。”

    侯先生推崇历代的异端思想家。异端思想家那种对正统思想的冲撞，他认为是最有生命力的。他说：“研究思想史绝对不能只研究正统不研究异端，只有正统的和异端同时展现出来，才是一个真实的时代面貌。”1946年在香港鲁迅逝世十周年的一次纪念会上，侯先生谈到，学术界经常在讨论，鲁迅思想是受了什么外来思想的影响。许多人认为鲁迅受尼采、叔本华、达尔文的影响。侯先生认为更重要的应该探究鲁迅与中国文化源流的近亲关系。他认为，从嵇康、鲍敬言，一直到李贽，到龚自珍……历代的异端思想家个性多彩而鲜活。鲁迅早期深受嵇康影响，鲁迅的文学继承并发扬了尊异端非正统的传统精神。正统和异端各有传统，各有源流。鲁迅的定位正在这条异端的源流上。我觉得很精彩。后来我整理好这段读给他听的时候，他非常满意。

    整个回忆录到后期的阶段，他同意的表情就是哭，他如果不哭，严肃地瞪着眼睛，就是他不同意我写的，我没写到点上，没写到他心里，肯定还得推倒重来。等到我写到他首肯的时候，他会激动，张大嘴哭，有泪而无声,有时他会摸摸我的手背，表示高兴。写了鲁迅那一段之后，他不仅摸摸我的手背，还把手拉过去吻了一下。我很得意。

    书稿完成后，讨论到思想源流的问题，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因为我写着写着就联想到，为什么他这么欣赏异端的源流？我就问：“侯伯伯，你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如果要探究你与中国文化源流的近亲关系，我感觉到你也受这条源流的影响，你也在这条源流的续脉上，你同意吗？”“哇——”，大哭。他哭过以后，我又问：“反观你自己，你好像也在这个源流上，你是不是也是异端？鲁迅是异端，我觉得你也像是异端唉。”“哇——”，又哭，哭得比前头还要厉害，半天透不过气来，我觉得很危险，怕他脑缺氧。我想可能他突然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努力把《资本论》介绍到中国，这么推崇马克思主义，在这个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主流的国家，自己居然成了异端，他很难平静。我的问话，无意之中触到了某一个穴位。那天我一直不安，甚至于内疚，这个话题刺伤他了。

    侯先生最推崇鲁迅的人格。他也推崇王国维、章太炎的学问。1949年前，他对章太炎其实已经做过深入的研究，解放后很想再写章太炎，再写鲁迅，还想写的是孙中山，可惜都没有实现。

    “韧的追求”

    帮助侯外庐先生完成回忆录《韧的追求》很艰难。一本二十几万字的册子，我整整用了五年，从不能说话的嘴里一点一点抠出东西来。因为他最后讲话越来越少、越来越困难。开始还行，还能讲点东西，他讲不清楚的时候还能拿笔写，写的字逐渐看不清楚，只能看笔序。“啊，我懂了，这个意思。”“对。”后来我就曾经议论过，我说，因为他表达得特别困难，他这种挤出来的一个字、两个字，或者是画出来的几个字，往往是他想表达的思想中最精要之点。他的思维一直是清晰的。

    这些故事，或能反映外庐先生晚年的思绪和情感，他的那些不平静，那份孤独，那种固执和忧虑，以及对自己过往人生的不悔。他很坦诚地要把自己追寻真理的过程，觉得只有革命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认识和心态，全盘地坦露给大家。他要表达的是，他这一代人执着坚持的就是要通过革命推翻专制主义，“五四”以后只有革命一条路在中国是可行的。他就是这样的看法。

    跟侯先生聆教多年，从先生那里，我理解了“五四”一代的人对旧制度的痛恨和对新中国的渴望。我对老一代毁家纾难的革命者走过的路，他们的追求，他们遭遇的苦难，深表理解，并且充满敬意。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对侯外庐晚年口述回忆录《韧的追求》主要执笔者朱学文的采访，同时藉此纪念侯外庐先生110周年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