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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12月04日 星期三

    “编给21世纪青年看的”《光未然诗存》

    石湾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2月04日   14 版)
    张光年(左)与本文作者
    1937年5月,张光年在上海参加练唱《五月的鲜花》
    《光未然诗存》

        近几年我每到稻谷登场时节都要回江南故乡,因此,上月我虽接到了通知,但未及赶回北京出席10月2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张光年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日前回京,收到一册厚重的《回忆张光年》(中国作家协会编,作家出版社出版)。说来也巧,翻开这本大书时,所见是256、257对开页上光年的5帧照片,而左上角的那幅“1937年5月张光年在上海参加练唱《五月的鲜花》”立即勾起了我的回忆,想到1998年在他家首次见到这幅珍贵照片时的喜悦情景。

        此事要从作家社这年初讨论新的图书选题说起。第三编辑室主任杨德华激动地讲到,他在《百年潮》杂志读到了光年的日记《批判苦恋的前前后后》。他对我说,光年新时期的日记是一部很有历史价值的著作,我们作为一家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新著是责无旁贷的事情。我不仅完全赞同他的意见,而且受他的情绪感染,也很为光年这篇文章的发表而感振奋。

        就在元旦假期里,光年夫人黄叶绿打电话托我买一套《作家文摘》合订本。黄叶绿是我的老上级,原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党委委员。我们曾一起到吉林农村搞过“四清”,“文革”中又一同被下放到团泊洼“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从干校回京,重新分配工作,她去了音协,我则于1980年辗转到了作协,成了光年麾下的一名小卒。光年是作协一把手,他在位时,我只是多次听过他的报告、讲话,并无直接接触。他1985年初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我已13年没见到他了。黄叶绿打来电话时,我刚调离《作家文摘》不久,就将手头富余的一套合订本寄赠给了她。我想,正好趁打电话询问黄叶绿是否收到合订本之机,恳求光年把他新时期的日记交给作家出版社出版。然而,我们晚了一步。黄叶绿告诉我:“光年的40万字的《回春纪事(文学活动日记)》,前些天由海天出版社的总编辑亲自来取走了。”我顿时觉得,作家出版社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一件说不过去的憾事。于是便问:“那么,光年手头还有别的书稿吗?”黄叶绿又如实相告:“光年正在编他的一部诗集,快完成了。不过,也已经答应了南方的一家出版社。”

        我颇感沮丧。1988年,作家出版社曾为光年出过诗集《惜春时》,其编校质量令我汗颜。光年曾在1992年的《上海日记》中写道:“从北京带来准备送人的诗集《惜春时》,是几年前作家出版社出的。字粒小,编排挤,一本薄薄的小诗集,竟有十来处错字!短诗、旧体诗而有那么多错字,实在令人痛苦。要求登勘误表,未能做到。大约二百本堆在家里,很少送人。”我向黄叶绿解释,出版社当年的条件就是那个样子,再说,那时我在小说编辑室当主任,不管诗集的编辑出版。如果现在光年能把诗集交给作家出版社,我作为分管副总编,能尽全力来确保编校和印制的高质量。黄叶绿很理解我这种“将功补过”的心情,宽慰我说:“我知道,你办事是很认真的。等光年下部书稿完成后,我就动员他交给你们吧!”

        意外的是,两天之后黄叶绿突然打来电话,说:“你明天下午3点以后有空吗?光年请你来一趟。”见面之后,我才知道,此事之所以急转直下,是因为头一天王蒙和邵燕祥去看望光年时帮了大忙。他俩告诉光年,作家出版社已今非昔比,大可放心。黄叶绿对我说:“光年被王蒙和燕祥说动了心。他也了解,你是写诗出身,又当了这么多年编辑。再说,书在北京出,联系起来也方便些。”

        那天光年神采焕发,很是健谈。在聊了有关《黄河大合唱》诞生经过和他诗歌创作道路上的许多故事之后,他告诉我,正在整理的诗集定名为《光未然诗存》,收入他从30年代以来的绝大部分作品。他先就如何分卷征询我的意见:是以代表性的作品作卷名,还是以年代作卷名?最后商定,不妨两者兼顾,即分为:黄河卷(三十年代)、屈原卷(四十年代)、英雄树卷(五十、六十年代)、惜春时卷(七十年代)、大鹏歌卷(八十年代前期)、红树林卷(八十年代后期)、星海园卷(九十年代)。每卷收入哪些篇目,他都边谈边将稿子一篇篇递给我看。把所有篇目理了一遍之后,他说,卷首还要加一份《说明书》,把其中重要篇什的创作背景向读者作些交代,免得总有人来采访、打听,以至闹出诸如《黄河大合唱》先有曲谱后填写歌词的笑话。在说到《说明书》时,黄叶绿一旁提议,不如就叫《序》呢!他笑眯眯地反驳道:“编书嘛,总得有点新花样,人人都叫《序》,而我却叫《说明书》,不是俏皮些吗?”听到他这般风趣的话语,我和黄叶绿都为他的别出心裁而会心地笑了。已是84岁高龄的大诗人创作心态依然十分年轻。

        光年很看重他的《说明书》,说:“我这些天就在写这篇稿子。来,我先念给你听听!”话音未落,他就站了起来。原先,他是坐在面东的单人沙发上,顷刻之间,他竟与我并肩坐到朝南的长沙发上来了。他摊开《说明书》的手稿,从头为我朗读。其实,这篇《说明书》完全可以递给我,让我先读为快。作为一个文坛的无名小辈,让他这般德高望重的大作家、老领导给我朗读他的新作,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充满魅力的朗诵了,怎舍得失去如此难得的艺术享受呢?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得洗耳恭听:

        “……我自觉青年时代的诗歌写的带劲儿些,中老年时的作品也还没有丧失朝气。全国解放后,我在武汉、延安、重庆、昆明、北京等地的诗歌朗诵会上赢得广大青年听众的赞许,增强了写作的信心和勇气。时间在前进。人们精神生活需要日益丰富和发展,诗歌创作的风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有些变化是我难于接受或一时难于理解的。但我相信:我国当代青年的大多数宁愿接受明朗的、鲜健的、富于朝气的作品。因此我敢于献出这本《诗存》,希望借助于出版家和发行家的热心支持,使它能够送到青年读者手中,跻身于当代艺术竞赛的行列。如果某某几篇作品,被青年读者接受并肯定它们的存在,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他朗声念到这里,停了下来,充满自信地对我说:“这本《诗存》是编给21世纪的青年看的,我要和青年们一起,参加新世纪的诗歌竞赛!”

        我觉得,他写的是一篇诗的宣言。我告诉他,我年轻的时候就十分喜爱他的诗,也登台朗诵过他的诗。他的诗影响了几代青年。我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两个月前,我和几位作家结伴去越南旅行,在车过一座江桥时,蒋子龙指着窗外说,这就是光未然写诗赞美过的边海河:“锦绣越南女儿腰,它是越南腰上一根绿飘带”……蒋子龙与我同龄,光年的这首《边海河畔》当年在《诗刊》发表时我俩才20岁。子龙兄至今还能背出其中佳句,足见光年的诗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之深。光年谦虚地说,五六十年代,他担负着繁重的行政职务,诗写得太少了。1962年访越时写的这组诗,确实是他较为满意的作品。他讲,这篇即兴之作一写完,越南诗人就把它译成越文,不仅通过电台在河内各处街头播放,而且还在边海河畔用高音喇叭向越南南方播放…… 

        从1936年创作《五月的鲜花》开始,光年的诗就和时代风云、人民命运息息相通。这就决定了他的诗所特有的明朗、鲜健、富有朝气的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时代的怒火之花”。我曾有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欢呼粉碎“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万人大会上,听他朗诵过复出时“亮相”的名篇:《十月大游行抒怀》。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他已入耄耋之年,朗读起他的《说明书》来,还抑扬顿挫、节奏分明,激情充沛、丰采依旧!由此,我顿生一念:假如在每卷卷首,都能印有一张他相应年代的照片该有多好呀!在我向他提出这一建议时,他兴奋接受之余,转身问夫人黄叶绿:“不知我三四十年代的老照片还能找得到吗?”黄叶绿答:“你过去出的书,正文中从未配用过照片。你战争年代的照片保存下来的很少,一时也想不起藏在哪儿了。尽力找找试试吧!”

        那天在光年家,他兴致极好,不知不觉竟和我畅谈了足足3个小时。尽管不见他脸上有一丝倦容,但他毕竟年事已高,我便起身告辞。他和我约定:在他2月中旬赴广州出席纪念抗敌演剧队成立60周年晚会前夕,再来此取他编就的《光未然诗存》书稿。2月14日下午,我如约而至。一见面黄叶绿就告诉我,光年整个春节都在赶这部书稿,一天也没休息。她则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一张很小的光年的老照片。她在把这张珍贵的照片拿给我看时,光年笑容满面地解说:“这照片是1937年5月在上海远郊大场山海工学团的操场上参加练唱《五月的鲜花》时拍摄的。上千工人、店员、学生冒着犯法的风险参加群众歌咏大会,冼星海、张曙轮流登上方桌,十分严肃热情地指挥大家练唱《五月的鲜花》,群情激奋,斗志昂扬,那场面壮观极了!我就是那天结识星海的。他那天汗流浃背反复不倦地指挥教唱这首歌,我深受感动,至今难忘啊!”

        为编撰好这部《光未然诗存》,光年确实花了许多功夫。交到我手里的书稿,沉甸甸一大纸袋。他的案头工作做得相当细致,大口袋里是10只小口袋,依次在袋上标明《目录》、《说明书》、7卷卷名和《附录》2件。除最后一组《杭州小诗》系秘书代为誊录而外,所有未发表过的文字都是他的亲笔,工工整整,一丝不苟。他说:“我是当过编辑的,就怕出错。”尽管他已把全部稿子梳理得一清二楚,但还是有些放心不下,郑重其事地递给了我一份《备忘录》。《备忘录》的第三项是:“请先翻阅一下全稿。如有更动意见,请在(17日飞广州前),告诉我们。”8张照片是另装一个纸袋,由黄叶绿当面清点后交给我的,她嘱咐:“出书后,可一定要还给我们啊!”为让她和光年放心,我特意郑重地留下了一张收条。

        取回书稿的当晚,加上2月15日全天,我就将全稿翻阅了一遍。15日晚,我遵光年《备忘录》所嘱与他通了电话,谈了通读《光未然诗存》的初步感受。并说,没想到在最后两卷中首次入集的新作达40篇之多。我问他:“是否可以考虑在《诗存》出版之前,先将这些新作在报刊上发表一下呢?那样的话,文学界的朋友们都会很高兴的。”他追问了一句:“是吗?”我回答:“是的。就像您在《说明书》中写到的那样,‘爱我的关心我的朋友们,可以从我不老的诗情中引得一笑。’”听到此,他爽快地表示:“那就委托你全权处理吧!”就这样,我随即与《人民文学》、《文汇报》等报刊联系,将他的《握手》等新作在《光未然诗存》出版前公开发表。

        1998年7月,《光未然诗存》出版后反响甚好。10月7日,我和责任编辑杨德华陪北京电视台《华夏书苑》节目主持人黄殿琴到光年家采录《光未然诗存》的专题片,我顺便把8幅照片交还给黄叶绿。她说:“《光未然诗存》是光年出得最快、也是最满意的一本书,我们认真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一个错字。”光年则很高兴地把签名本赠送给我们。

        在纪念光年百年诞辰之际,当我从《回忆张光年》一书上又看到用在《光未然诗存》黄河卷(三十年代)卷首页上的那张雄姿英发的照片时,耳际便回荡起由冼星海为之谱曲的《黄河大合唱》的旋律。正如周巍峙在《回忆张光年》的代序《黄河不朽 光年不朽》中说:“光年的骨灰融入了奔腾不息的黄河之中,黄河的诗句永存于人民心中。”为光年编辑出版《光未然诗存》的记忆也将永存于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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