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与国企之争——台湾光复初期的启示

    台湾光复是我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最大收获之一，洗却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中遭受的奇耻大辱。

    台湾光复因二二八事件的突然爆发，蒙上了沉重的历史阴影。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成因，十分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多方面的因素。一些学术著作和文章将陈仪行政团队丑化为一群贪官污吏，残酷剥削和压榨台湾人民，民不聊生，走投无路，以致于官逼民反。这绝非事实。褚静涛博士不畏艰难，长期从事台湾光复与光复初期历史的研究工作。他耗时二十余年，著成《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二二八事件研究》。这两部著作通过大量历史档案，探寻台湾回归祖国的艰辛历程，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褚静涛分析了台湾光复初期的国企与民企之争，来论证台籍资产阶级与国民党大陆籍官僚发生冲突的历史必然性。通读这两部著作，我们可以发现，二二八事件的爆发有深层次的经济动因，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有深远的影响。

    台湾公营经济的初步建立

    1945年10月，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展开对台湾的接收与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陈仪曾在上海经商，最后破产。他深感，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营资本很难与西方资本相抗衡，只有发展国家资本，才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为此，1934年出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后，他即开始创办公营经济。台湾经日本殖民者的50年经营，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他决定将公营经济的理念搬到台湾，实现平生抱负。

    考虑到台湾日资企业的庞大与复杂，加之多有损坏，陈仪依照行政院公布的《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制定《台湾省接收日资企业处理实施办法》。陈仪主张对台湾日资企业实行公营，收归省有。按照国民政府的相关法规，台湾的敌产应属于国家所有，而非台湾省所有。这与陈仪的想法是有冲突的。

    陈仪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协商，糖业、电力、制碱、肥料、水泥、纸业、机械造船7项事业由台湾省和资源委员会合资经营，资委会股权占六成，管理权属资源委员会；石油、铜金、炼铝由资源委员会独资经营；煤矿、电机业、电工业、机械工业、纺织业、化学制品等12个行业由台湾省独资经营；其余一些较小的企业或出售或租赁，让归私人经营。经据理力争，陈仪获取了近一半的日资企业经营权。

    台湾的公营企业分为不同的层次。至1947年5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查本省接收日资企业拨归国营者18单位，国省合营者42单位，省营者323单位（内原属公产者31单位），县市营者92单位，党营者19单位，共计494单位”。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以国有、省有的名义，接收了日本殖民者经营的全部产业。除资委会经营的一部分企业外，陈仪将工业、矿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基本上置于长官公署的控制之下，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体系。

    日本财阀在台企业是压榨台胞而来，这一大批工厂实际上凝聚着广大台胞的血汗。国民政府却以敌产为由，全部予以接收，收归国有，其中一些台籍资本家的股金也是血本无归。他们对于这种国有化政策深表不满。陈仪强制推行公营经济政策，虽然使长官公署快速获取了大笔财产，却挤压了台籍资产阶级成长的空间。恢复破损的企业非短期内能奏效，陈仪又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据台湾有关方面统计，以1945年10月台元币值计算，长官公署接收的日本资产，除土地外，官方机构财产593件，293850万元；企业财产1295件，716360万元；个人财产48968件，88880万元。共计1099090万元。 

    据经济史学者的估测，1945至1947年，国民政府接收的敌伪资产总计折合成1936年法币币值，约23亿元，其中苏浙皖地区（包括上海）约9亿元，东北约3亿元，台湾约4．5亿元，占总量的五分之一。接收台湾这笔庞大的资产，对于国民党政权公营资本的膨胀、台湾和平土地改革、新台币改革及后来的台湾经济起飞，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统制经济与民争利

    统制经济是日本侵略者压榨台胞的主要方式。日本投降后，台湾总督府下令废除众多行业的统制措施，推行自由经济。陈仪为了保证长官公署的财政收入，重新恢复统制经济。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重要物资营团、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南兴公司、菊元商行等公司，改组成贸易局。贸易局属省营事业，就重要物资与省计民生有关的，集中财力，调剂盈虚，平衡收支。贸易局用台湾的糖、煤、水果等换来台湾建设物资，购入肥料及民生必需品。

    陈仪推行统制经济，要使台湾的重要进出口物资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商人操纵，要把贸易盈余全部投到经济建设上，改善台胞的生活。从事进出口的大商人获利的机会减少，反对贸易局，指责其与民争利。

    台湾总督府专卖局主管的专卖物品有盐、樟脑、烟草、鸦片、酒类、汽油、度量衡器、火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专卖局于1945年11月1日开始接收，12月底接收完毕。专卖局接收后，鸦片奉中央明令禁止。汽油在平时无专卖的必要，予以撤销。对于违反专卖法令的物品，专卖局以警察为中心，与所属各分局的查缉人员联系，配合执行。

    统制经济管得太多就会出现漏洞，执法人员掌握的权利太大容易滋生腐败。专卖局和贸易局客观上提供了贪污受贿的机会。一些大陆籍职员利用公权图私利，效率不彰。专卖局和贸易局就是腐败贪污的典型，缺乏日本人的廉洁与效率。

    专卖局和贸易局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利源所在，1946年贸易和专卖两项收入达20亿元台币，占全省预算的50％。这是陈仪紧抓住专卖局、贸易局不放手的根本原因。

    统制经济在推行过程中，暴露出公营资本的强烈垄断性和掠夺性，台籍民营资本遭到摧残。经济方面的统制使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遭到盘剥，某些产业甚至受到严重打击。台煤“在沪售价约为台价之3倍，而台定官价又不及煤之生产成本”，遂使业矿者没有再生产与再扩充的积极性。食糖是台湾的主要产品，贸易局却以“不及成本”的价格收购，不准私运买卖。燃料调剂委员会以官价每吨500元台币收购石炭，以每吨3000元台币卖给上海市燃料委员会，每吨净赚2500元台币，剥削炭业主的利益。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控制了一部分企业，其余大多数是日侨经营的民营事业，台胞拥有的民营事业仅占台湾工业总产值约9％。日本投降后，台籍资产阶级期盼在经济上能有一个充分发展的机会，但陈仪推行公营经济的政策，其比日据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统制措施，使民营事业难以立足，生产萎缩。

    国企与民企共生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筹集军费、物资，国民政府推行统制经济，其财经政策经历了一个由统制到放任，再到恢复对贸易管制的过程。对外贸易的统购统销、专卖政策、僵硬的管理外汇，不利于战后经济的恢复，阻碍了对外贸易。民间人士对此极力反对，国民党内对此亦有不同意见。

    抗日战争胜利后，行政院长宋子文改采自由放任政策，推行自由贸易，鼓励进出口。战后国内外贸易的经营方式可分为政府单独经营、民营、政府与人民合营、中外合营（政府或人民与外资合营）、外资单独经营。除了军火、钨、锑等物品，政府应组织进出口专业公司负责经营外，其他国内外贸易均以民营为原则，政府对于出口贸易以不统制为原则。这种自由贸易的实现必须以国家处于和平建设时期、拥有充足的物品、庞大的资金为前提的。宋子文内阁对战后恢复经济盲目乐观，将发展经济寄望于美援的到来，轻率放弃了战时对外汇、物价、进出口贸易的严格管制。开放外汇市场和进口贸易后，美国大量廉价的商品涌入中国市场，民营资本遭到严重冲击，大小商人投机成风，套取外汇，进口洋货，引发市场混乱，库存外汇和黄金大量外流。农产品、原材料等出口货物由于交通、成本等问题不能解决，经营出口无利可图，贸易严重失衡。宋子文内阁这种自由贸易政策刺激了国统区物价的狂涨，引发1947年2月的上海黄金风潮。

    陈仪力排众议，不顾台籍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抵制宋子文内阁的自由贸易政策，长官公署控制了台湾的进出口贸易，控制了主要民生物品的生产与流通，台湾的物价相较于上海的狂涨，上涨幅度相对要小一些，客观上保护了台湾人民的利益。

    在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路向上，陈仪与台籍资产阶级的看法大异。陈仪坚持发展公营经济，压制民营经济，认为资本家唯利是图，只会坑害百姓。台籍资产阶级认为，应该发展民营经济，反对官府压榨与剥削，发挥自由经济的活力。

    1947年2月底，台北市因缉私引发二二七圆环事件和二二八请愿血案，陷于混乱，陈仪无力控制局势。台籍资产阶级以帮助政府处理二二八事件为名，提出全盘改革台湾省政的诉求，包括废除专卖局、贸易局、台籍人士主管各大公营企业等，使原本较为单纯的刑事案件演变为波及全台、震惊全国的政治改革运动。陈仪被迫引咎辞职。他强势推动的公营经济政策最终断送了他在台湾的公营经济实验。

    国民党政权被迫反思陈仪的治台政策，做出了一系列调整。1947年5月，魏道明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在不妨碍经济安定前提下，推行自由经济政策。台湾省专卖局改为台湾省烟酒公卖局，对烟叶、烟品、酒业3公司，以股东代表资格，施行管理。裁撤贸易局，另组物资调节委员会。省营企业，可以开放的有印刷纸业、化学制药业等。官商合营工矿企业，除少数外，一律标售，归与人民经营。台籍资产阶级得到了发展产业的空间，配合政府的施政。

    台湾省政当局控制了台湾70%的土地和90%以上的企业。1949年，陈诚在台湾推行和平土地改革，省政当局将公有土地放租给广大农民，用大公司的股票购买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台湾的大地主成为大资本家。国民党当局扶植民营资本，甚至将一些利润丰厚的产业交给民营企业家，只准他们经营。王永庆成为石化巨子，就得益于这个政策。台湾终于走上了有计划的自由经济的发展道路。

    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各有利弊。自由经济有几个特征，即财产私有、企业自由、维护市场价格机能，可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其缺陷是盲目生产、供大于求等。计划经济的优点是宏观调控、集中资源、供需平衡等。其缺陷主要有，一是废除私有财产后，消失了营利动机，缺乏推动生产的力量；二是没有企业自由，就没有自由竞争，工厂、商店、农场皆由政府官员经营管理，容易形成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三是缺乏市场价格机能，无法进行经济核算，各项产品真实成本如何不易明了，分辨不出效率的高低，资源亦不能使用到最有利的行业。

    效率、公平、财富、平均，好比四只兔子，如果一只狗想要同时追捕四只兔子，顾此失彼，可能一只兔子也追捕不到。在效率与公平、求富与求平均之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迫切的任务是追求效率和财富，同时应预防不均，但预防不均的措施仍不能激烈到降低人民求富的意愿。台湾走上了有计划的自由经济之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成功的经验与教训非常值得中国大陆借鉴。

    读完《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二二八事件研究》，笔者不禁掩卷沉思。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发展计划经济，搞一大二公，扼杀民营经济，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却使经济缺乏活力，效益低下。1979年以后，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一些学者反其道而行之，鼓吹市场万能，盲目搞私有化，贫富分化加剧，民众颇有怨言。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各有其利弊。国企的优点在于稳定国计民生，保持国家经济的整体稳定与上升，亦有人浮于事、效益低下、任人唯亲、中饱私囊等缺陷。民营企业充满活力，创造财富，追求效益与利润的最大化，亦有偷税漏税、假冒伪劣、不负社会责任等缺陷。

    笔者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各地差异性较大的社会，几十年的实践与事实充分证明，应走有计划的自由经济之路，让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共生共荣，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在求富与求均之间、在追求效益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间，寻求平衡点，方有助于中国大陆经济的平稳与良性成长，逐渐缩小贫富差距，填平社会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