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有一种可能，对文艺的真实实际，有比较充分的接触和反映。这种可能，又附带两个先决条件。首先是言谈者身份足够高，其次，言谈的时机足够合适。前者意味着握有较大话语权，至少高出文艺界层次之上，有资格对文艺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然仅此也还不够，即便这种言谈者，也需要获得一个合适的时机，才能够相对如实、较少忌讳地对文艺实际加以评议。

    陈毅才情纵逸，胸次亦极坦豁，称得上快人快语、恢谐风趣。故而他两篇讲话，与周恩来相互生辉、作鸣鹤之应的同时，更显率直、放达、锐利，使人有饮醪之畅。内容上，陈毅讲话没有类似新“五子登科”那样的全局性概括，而以信息海量、细节极丰为特点，对文艺景状描摹鲜活，各种因“左”而生的奇闻怪谈信手拈来、俯拾即是，就像明人野史笔记。

    周恩来的高度简括也好，陈毅的随意摹写也罢，在那所有情状、现象背后，都或分明或隐约浮现一个共同字眼:斗争。“五子登科”根源必在斗争，文艺工作者因一部作品挨批挨整、作家不敢写即便写也只是“奉命作文”、李清照被完全否定陶渊明一无是处……哪个不是斗争之剑高悬所致?连儿童文学和读物义正辞严、声色俱厉、咬牙切齿、被斗争故事所充斥，岂不也是斗争意识、斗争思维不留死角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