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出版：蔡元培的另一面

    民国时期的文化人大都曾涉猎过出版，书局、报刊、学校本来就是文化人“三点定一平面”的阵地，也是他们生存的载体。当然，后来体制变了，书局、报刊等等都远离了文化人，于是才有他们彼此的隔膜，而前者的批量作业、垃圾生产也就伴随了后者的疲弱苍白。以当年文化人的典范蔡元培为例，教育、书局、报刊这三者可曾须臾离之？ 蔡元培是个爱读书的人，从20岁时始就曾在家乡赴“古越藏书楼”徐树兰家里帮助校阅《周易小义》、《群书检补》、《重论文斋笔录》，后来他还曾主编过《俄事警闻》等报刊。执掌北大期间，他又出版了《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等等，考察他的一生，热心出版始终是一个重要方面。

    清末“西学东渐”渐成大势，时贤认为改革教育为救国之本，蔡元培以为：“我国印刷工业始于五代，历宋、元、明以迄于清，积渐发展。顾其所注意者，率在四部巨帙，供成学治国闻者之涉览，间或稗版，以饷举子，至于村塾课本，大多数儿童之所诵习，则大抵粗率不求精也。清之季世，师欧美各国及日本之制，废科举，立学校，始有教科书之名，为教习者，以授课之暇编纂之，限于日力，不能邃密。书肆诎于资而亟于利，以廉值购稿而印之，慰情胜无而已。近二十年，始有资本较富之书肆，特设印刷所，延热心教育之士，专任其事，于是印刷工业，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等等，于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感到清廷不可倚，政治改革无济于事，取为长效，莫如教育，他遂与遭革职离京的张元济一齐往南洋公学投身教育。恰好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各地纷纷创办公私学校，但缺乏合适课本，教育之兴势必要求出版之兴，于是蔡元培又与张元济一起加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以及编辑中小学教科书的工作。在商务印书馆，蔡元培首先制订了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的编辑体例和要求，随后分由张元济、高梦旦编写，事实证明：这套当时最新的教科书开创了中国学校用书的新纪元，后来蔡元培高兴地写道：新式教科书的编撰，“其创始者实为商务印书馆”。

    一国之兴，端在教育，而发展高等教育更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前中国大学教育发展迟缓，原因之一是缺乏国人编写的大学教材。基于这种认识，后来蔡元培倡导“国化教科书”运动，即提倡大学编纂和使用国人编写的教材。他在《国化教科书问题》一文中说：“现在我国学校，自高中以上，率多采用外国文本子，尤其是自然科学，如数、理、化、动、植、矿等科，多用原文教学。这固然是我们文化落伍的国家，想得到现代的知识所用的苦法子。但吾人终须认为这是不得已的过渡方法。倘若将这种不良状况长时间的展延下去，则吾国学子所受的损失，将不可言喻，实为一件可恼痛的事。”蔡元培还认为：一意依赖洋文教本，或“糜费时间与脑力”，或“与国情不适合”，以及“足为普及教育的障碍”。在他的倡导下，1932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编辑出版《大学丛书》，并由蔡元培担纲，邀集了国内各大学及学术机关的代表56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制订计划，分请专家编辑各学科的教材。这套丛书先后出版了300余种，使大学用书初具规模。在它的影响下，其它书局也争先恐后出版大学教材，如言行出版社、南京正中书局、中华书局、贵阳交通书局、大厦大学等，虽然其规模均不及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但皆为促进中国大学教育和学术的独立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此外，蔡元培还十分重视对社会大众的知识普及教育。1918年，他邀请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发起编印《常识丛书》，并亲拟编辑会简章，规定丛书分普通、特别两类，前者以普罗大众所必需知识为范围，其内容为语典、国语文选、古书今译、中外地理历史以及中外风俗记等；后者以国外侨工特别需要的知识为范围，其内容为侨工常识、卫生、历史、组织、小说以及工会组织、工人经济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随着白话文、新式标点符号的推行，1937年，蔡元培联合文化界六百多人共同发布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主张：

    “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切方言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以下是我们所要建议的具体方法：一、每一个方言的新文字方案成立后，我们首先要根据这方案编辑最廉价的课本指导书。二、课本编成后，即着手运用各级学校、民众学校、识字学校、夜课学校、补习学校、讲习会，培养新文字的教师，凡学会新文字的人都有教人的义务。三、为着要使学过新文字的人继续学习起见，我们要出版高级课本、报纸、小说、诗歌、各科小丛书、新文字连环画、新文字的辞典、北方话与其他方言对照读物。四、根据新文字方案创制文字速写并创制新文字打字机。五、对于用汉字编印的书报，我们主张：1、文字大众化；2、横排；3、采用新文字报头；4、新文字汉字对照的读物另辟一栏。”

    以上文字改革、出版规划等等，某些方面固然有失偏颇（如文字的拼音化），但总体上是对普及大众教育、促进新兴出版业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然而随着抗战全面爆发，诸事的具体实施便无从议及了。后人提及过去的“老书局”、“老报馆”等等，可能会无比感慨，但人们又会注意到这样的历史事实：出版往往有一个灵魂或核心，这种场效应可以造成文化盛世，具体到蔡元培，他是晚近中国屈指可数的“圣人”之一，所谓“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种种的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左援右引，盛极一时”（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是名人，名人就会有所谓“名人效应”。出版行业常见的，是新书作者往往会请名人为其书撰写序跋，这对提高图书品位、扩大图书的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蔡元培就曾为许多图书写过序跋，如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丛书》，内容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等，堪为出版精品，当时赵家璧邀请蔡元培撰写总序，蔡元培当仁不让。他写道：欧洲近代文化都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中国到了近代，“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五四’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那么，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为标榜，由神的世界而进入人的世界，“五四”则“反对文言，提倡白话运动，可以说是弃鬼话而取人话了”。蔡元培标高识远，在做了中西新文化的比较之后，又着重指出：中国的文艺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数年，新文学运动所体现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以及表现个性的艺术等等，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而“对于第一个十年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至于将来，他提出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来抵欧洲各国的百年，用二、三十年时间，走完人家二三百年的历程，更冀望中国能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在第二个或第三个十年里，产生出自己的拉斐尔、莎士比亚等人类文化的巨人。有鉴于此，蔡元培还建议赵家璧：“假如这部书销路不坏，你很可以继续地编第二个十年，但是我个人觉得比这更重要的是翻译作品的结集。‘五四’时代假如没有西洋的优秀作品介绍到中国来，新文学的创作家就不会获得目前所有的成绩。当时所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他们所留下的种子，是一样值得后人珍藏的。所困难的是这些作品散佚的情形，比这部书更难着手去整理而已。”果然，后来良友图书公司还有编辑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计划终因抗战爆发被迫中辍。

    如上所述，蔡元培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高屋建瓴的出版理念，同时不失仁蔼之心。 《蔡元培全集》里，他向人举荐的信函占了很大比例，如“商务”档案宗卷若在，也可看到。王云五曾回忆蔡元培“学生知好极多，自动恳求蔡先生向我介绍书稿，或推荐职业者，蔡先生大都是来者不拒，而且每一次都是亲笔作简单的介绍。”“蔡先生毕生过着学者的生活，同时富于中国人的人情味，多年以来对于推介之请求既然是来者不拒，一旦予人以峻拒，定然使来者万分难堪。”（王云五）但是，书局毕竟也是需要苦心经营和牟利的，荐人荐稿太滥也不见得妥当，蔡元培也不为难书局。王云五回忆说：“他的介绍目的，只是让我知道其书稿或其人的来源，由我自行注意。因为他绝对没有功夫把每一部书稿都读过，或把每一个人的服务能力考验过，才写信介绍。因为这是各有专长的事，一部书稿到了我们编辑所也是分交有关的专家审查，一个人被推荐后，也应经过考验。所以他的介绍书，只是使我注意其来历而已，……我领会此意，所以对于蔡先生的一般推荐函，多不另作详尽的考虑。”（王云五《蔡子民先生与我》）

    傅斯年曾说：“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善；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榜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我所敬仰的蔡先生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