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尊攘与清朝维新

    一

    最近断续阅读了几种日本明治前的汉籍。

    藤泽辅《东畡先生文集》，其《思问录》一篇批评孟子“不尊周”，不仅直接批驳孟子，而且连续批驳程子、朱子、胡炳文、陈栎、饶鲁五大儒，笔锋尖锐。其《和汉辨》一篇又如此说道：“独至于皇统一系，与天地偕无穷，则我邦灵气之所结成，无论其不资于外国，亦外国不能资者。有外国不能资者存，此所以能致众美也乎！”认为日本文化中的一些良性因素，并非由向他国学习而来，甚至也不是他国向日本所能学到的。

    岩垣松苗《国史略》及《标记增补十八史略》，以君臣礼义作为“夷夏”或“君子国”的评判标准，认为“君臣之义为第一儒道”、“昧于君臣大义者命为胡人”，批评中国古史所载的频繁革命如“汤伐夏”“武王伐纣”实为“逆贼”。《国史略·凡例》说道：“海西历代数革其命，及后世，篡夺相继，故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或谓‘王公将相宁有种乎’？独我皇朝，自天照皇太神创业垂统，而神武天皇初都中国，一统天下，历世天皇，正统一系，亘万世而不革。”文中“海西”指清朝，“中国”却是指的日本。

    留守友信《称呼辨正》，书中引用栗山潜锋《保建大记》，认为“华夷何常之有？华而用夷礼则夷也，夷而进于华则华之”。书中又引山崎闇斋《文会笔录》，在批评中国“汤武革命”的同时，继而辨析“夷夏”称谓，说道：“且‘中国’之名，各国自言则我是‘中’，而四外‘夷’也。是故我曰‘丰苇原’，中国亦非有我之得私也。”其意似以为“中华”词语与“丰苇原”相同，只是发祥地、居住地之名。

    以上各书的核心观念都是“夷夏”。大抵而言，“夷夏”之分，不以称谓论，不以地理论，不以民族论，不以衣冠服饰论，不以国土大小地位尊卑论，惟以礼乐文明论。此点古今多有同见。如栗山潜锋所言，虽有与中国争高下之意，其实与韩愈《原道》所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甚相符合。

    逊清以前，中国、朝鲜、越南、琉球、日本五国号称同文同伦，各国往来虽不免以文笔争高下，但其实无非是以儒学攻儒学，以汉文典籍攻汉文典籍，由整体背景而言，均不超出汉字圈或者说中国古典标准之外。

    二

    石津贤勤《近事纪略》，明治六年刊行，冈千仞《尊攘纪事》，明治十五年刊行，二书记录了日本“尊攘”的梗概。

    明治维新开日本亘古未有之新局，其间兴作，林林总总，万象森然，而明治新局的关键，乃至日本全史的转折，实为明治前的“尊攘”。就表面现象而言，日本的“尊攘”与中国历代变革中的诸多举止，特别是清季的反满革命，均有许多相似之处，而究其内容事理，却是完全相反的。明治以后的开港是尊王下的开港，明治以后的欧化是尊王下的欧化。“开锁”之争显示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策略方向，实际上“尊王”的实现才是决定“开锁”的关键。但中国清季的革命，目标仍是满族。当时趋新激进之士，反满而不尊王，反满夷而不反洋夷，“夷夏”关系转入一种名实分离的病态，可以称之为“夷夏”错位。

    就表面现象而言，日本的“尊攘”与中国历代变革中的诸多举止，特别是清季民初的反满革命，均有许多相似之处。

    如孝明天皇安政六年（1859）春正月，幕府大开互市场，兴党狱，史称“己未之难”，嗣有“安政大狱”。八月，幕府断德川齐昭等狱，命安岛带刀自刃，枭鹈饲幸吉，斩鹈饲吉左卫门、茅根伊与助、饭泉喜内、桥本左内及赖醇，放窜泽伊太夫、小林良典、饭田左马等十余人。《国史略》载：“赖醇，安艺人，赖襄第三子也。初幕吏按醇狱不抵死，而醇慷慨激烈，对吏不屈，大詈时弊，遂被斩，年三十五。左内，越前人，尝受藩主密旨，周旋阙下，尽力国事。及捕，吏案问密旨系何事。左内抗言曰：‘既言密，所以不可明言。’其在狱中，慨然有感，手注《资治通鉴》，至汉纪而就刑。”《近事纪略》载桥本左內“又作诗云：‘二十六年梦里过，顾思平昔感滋多。天祥大节尝心折，土室犹唫《正气歌》。’盖死年二十有六也。”《国史略》又载藤田东湖作《和文天祥〈正气歌〉》，全诗共三十七韵。这些记叙如果更换人名主语，与中国历代变革时期的许多人物事迹都十分相像，其中情节、情绪均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而类似的事例在《近事纪略》、《尊攘纪事》中比比皆是。

    孝明天皇纪万延元年（1860）春正月，幕府始遣信使于北亚墨利加合众国（即美国）。

    水户藩士佐野光明等人刺杀大老职井伊直弼，自首请罪，遂上封事，数其五罪，其五曰“惧洋夷之虚喝，不得敕允而擅结条约”。

    《近事纪略》详载其上封事原文：“墨夷之阑入浦贺也，天下拭目，望大府之举，不意一旦和戎之说行，而征夷之议沮焉。虽古今之变，时势之宜，有不可概论者，然而有司专以此藉口，其实偷安畏战，唯彼之虚喝是信。彼乞入府则许之，请登营则亦听，百方要求，举曲从之。甚则敕允未下，而擅结条约，大开贸易，终损神州亘古之威，而萌丑虏滔天之祸。不独背列祖之贻谋，岂非重负天朝之责任耶！而井伊大老实其罪魁也。”这段文字，攘洋夷，尊天皇，宗旨明确，文中包含的民族意识突显，同时文气连贯，气度恢弘，词句古雅。仅从文法上看，这一节不到二百字的陈述，足以列入最佳文选而无愧。而类似的陈述在《近事纪略》中尚有许多。

    庆应三年（1867）春，英吉利、佛兰西、荷兰、亚墨利加等，各国公使论泊兵库（神户），促开港之期，迫请弗已。夏五月，朝廷遂许兵库开市。此年冬十月，德川庆喜辞大将军职，大布新政，兵食之权尽归朝廷。次年即明治元年。其辞职书有云：“政令不可不出一途，朝权不可不复上古”，随后明治天皇颁布《大政复古诏》，亦以“复古”为名，表明维新政局乃是借助于观念之“复古”而展开。

    三

    明治维新以开港、效法西洋为国策，而在明治以前，主张开港的却是幕府。

    天皇主张锁港，称西洋为“洋夷”、“外夷”、“丑夷”。明治以后，幕府之权收归朝廷，但天皇却承接了幕府的开港策略。由此可以认为，在日本的“尊攘”之中，重点不是“攘夷”、“锁攘”，而是“尊王”。表面上看，“开锁”之争显示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策略方向，实际上“尊王”的实现才是决定“开锁”的关键。

    据史载，安政六年十月，幕府断吉田矩方狱，处斩。吉田矩方“志不少挠，忧国益切。日以尊攘期望幕府。而幕吏慑懦，益主和议”。

    文久二年（1862）四月，筑前人平野国臣“以尊攘说鼓舞志士”，其徒大约二百人。“时慷慨勤王士，脱籍自称‘浪士’，盖放浪江湖人之谓也。”十月，天皇颁敕：“攘夷宸旨，终始不渝。宜速决策奏其期，且征募兵食于诸藩，号为亲兵，以守御京畿。”德川家茂谨领宸旨。

    文久三年正月，诸浪士逼以攘夷之期，史称“浪士横行促攘夷”。三月十一日，天皇幸加茂神社，祈攘夷。夏四月十一日，天皇行幸男山，将就祠前赐攘夷节刀于德川家茂。廿一日，将军家茂与庆喜等诣阙奉敕，以五月十日为攘夷期限。

    五月十日夜，米舰过赤马关，长藩士炮击之，米舰惊避向田浦。后与米、兰、佛舰战，凡五回，互有胜败。史载：“初，外舶之来也，天皇深忧之，谓必外攘而后可以安内国。屡敕诸幕府，而幕府依违，不辄奉诏。毛利庆亲父子首倡大义，必欲有应上旨，于其国长门要害多筑炮台，专计讨攘。幕府始令天下，戒攘夷之期，于是断而炮之。”六月，天皇令诸藩：“如闻长藩已开兵，而或有袖手旁观者，甚戾宸旨。宜各同心戮力，速奏扫攘之功。”

    据此可知，在“攘夷”的事态表面，始终有“尊王”的举动作为主线。正如重野安绎为《尊攘纪事》所作《叙》中所指出的，“尊攘”二字即有名实之异。重野说道：“自‘尊攘’之论兴，四方奋起，争效力王事，遂开今日之圣运。‘尊攘’二字之有功于世也大矣。然人特知二字之有功于世，而不知二字中又有名实之异。余尝谓近日之事，假‘尊攘’之名以成‘尊王’之实耳。夫夷果可攘乎？今之夷非昔之夷。”

    明治前的开港是幕府执政下的开港，而明治后的开港则为尊王下的开港，天皇的态度有从“攘夷”到欧化的转变，而这个转变也可以理解为尊王下的欧化。此即明治维新之实质。

    四

    清代的特殊情况是，皇帝制度与夷狄入主中原二者是叠加在一起的。皇族是满人，但皇帝同时又是中原礼乐政教典章文物的代表者。

    康熙十三年，日本人林恕在《华夷变态·序》中忧叹道：“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康熙五十一年，寺岛良安编纂《倭汉三才图会》，称“大清皇帝鞑靼人”，“为鞑靼风俗”。而《和汉年代歌》竟然说：“何意明亡还左衽，鞑国流风鼠辫姿。”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看来，明亡以后的中国带有浓烈的夷狄色彩。同时，距满清入关仅40余年，“洋夷”便已相继而来。《清史稿·邦交志》载：“自海道大通而后，局势乃一变。其始葡萄牙、和兰诸国，假一席之地，迁居贸易，来往粤东；英、法、美、德诸大国连袂偕来，鳞萃羽集。”并称：“俄罗斯订约在康熙二十八年，较诸国最先。”

    就此而言，日本的情况也与中国相似。日本旧称虾夷为“夷”，自古设有征夷大将军之职。但明治前日本的“攘夷”已然是指“洋夷”，“夷夏”名实再次换位。

    “夷夏”之辨的关键不是区分“夷夏”，而是“夷夏”名实的变化。在清代，礼乐政教之区的中国往往遇到周边国家的质疑。“夷夏”名分在东亚五国中变化消长，如波浪般地此起彼伏。换言之，“夷夏”的标准保持不变，而“夷夏”的名实则可以改变。

    但中国清季的革命，目标仍是满族。当时趋新激进之士，反满而不尊王，反满夷而不反洋夷。乾隆间，朝鲜人洪良浩《皇都即事》有诗云：“升平五纪超前代，只是衣裳异典谟。”华夏的标志是“典谟”而不是“衣裳”，但清季的革命者已认识不到这一点。

    光绪二十八年，梁启超具体地说到他“革命”而拿“满清”开刀的一番推理：“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康梁所发动的戊戌维新，无疑从效法明治维新而来，然而，中日两国当日状况不同，中国并无幕府执政，而满清服膺中华礼乐已250余年。康梁以满清为夷，丑诋君主，其结果势必推翻皇帝制度，遑论尊王；而数千年之礼乐文明失去凭借，一旦丧尽，其结果又势必转变成为助洋夷，讨汉室。“外侮之来，衅自内作”，“夷夏”关系转入一种名实分离的病态，可以称之为“夷夏”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