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与改元》:历史学的本格推理

    在这瞬息万变的人世间，真实的生活常比虚构的故事更富想象力。经过千百年沉淀的历史更是如此，时空的变迁为往事增加了神秘感，消磨在岁月中的证据让实情更加扑朔迷离。或许在不期而至的某一天，沉睡千载的物证破土而出，指向青史中毫无关联的过客，让早已被人遗忘的旧事再起波澜。

    这就是历史为人们布下的谜局。它任由朝堂里演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又将真相深掩在宫墙之间。那些破碎的线索散落在人间的每一个角落，直到后世的治史者将它们捡起，拂去土痕与锈迹，片片甄别，拼接，聚合，终于勾勒出原本的清晰模样。

    《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历史学的推理世界。面对着时空设下的谜题，开始一段段光怪陆离的破解之旅。而最初揭开冰山一角的，或许就是某个尘封角落里断续的只字片言。

    百年之前，在一枚敦煌发现的汉代木简里，出现了诡异的“本始六年”。史书中早有记载，汉宣帝的本始年号只使用了四年，这第六年又是从何而来?

    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天子的年号如同日月轨迹一样权威而精确，一朝改元，天下奉行，没有人会拒不听命，也没必要去刻意混淆。而一旦年号错位，其中很可能就隐藏着难以言说的内情。

    唐穆宗弑父与北齐高湛杀侄在书中述及的前人作品里，曾有一位唐代赵姓女子的墓志在西安出土，铭文里出现了史书中从未记载过的“永新”年号，钩沉之后，竟带出了千余年前唐穆宗弑父夺位的一段隐事。匆匆改元又反悔的唐穆宗本想将仓促颁行的年号与弑父的往事一同抹去，然而改得了官修的史书，却改不了已然埋入黄土的民间墓志，碑铭中的永新年号随逝者长眠地下，千载之后重现人间，让尘封的遗事水落石出。

    作者又有一文，讲述北齐皇帝高演壮年早逝，将帝位传给弟弟高湛继承。但几年之后，高湛将高演之子、昔日太子高百年虐杀，太子妃恸极绝食，月余而逝。千余年后二人合葬坟茔重见天日，却发现墓志中太子妃的逝世时间在百年太子之前一年，而高百年的逝世日期也向前提早了几个月。一番研索之后，颠倒的年月恢复原状，事件的原委，竟是因当时妖异频现，高湛为了禳灾杀死昔日太子，而墓志中有意混淆的时刻，也是为了祈求生人平安。

    错乱的时间顺序，往往是掩藏事实的最佳屏障。生死的时刻，诏令的先后，甚至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都可能成为惑人耳目的迷雾，而真正的事发时间、地点和背后的隐情，却往往被深埋在这错位的时空之中。

    幸运的是，在这个常以历史为信仰的国度里，关于时间的记载无处不在，它们便成为后人得以解开谜题的契机。这些记载可能出现在官修的史书和民间的笔记里，也可能出现在庙堂的重器和店铺的商品中，还可能出现在墙角的城砖和荒郊的墓碑上。

    书中自有罗生门

    在古人留下的文字中，随处可见关于时间的误导。铜器上的年代铭文可能是决定制造的年份，而非实际铸成的年份;公文里的日期可能是若干年后的追记，并不能视作确凿的现场证据;竹简上的文字可能是掩藏千年的真相，也可能只是古人闲时的信手涂鸦。更不用说商人们有意制造的古物赝品与自撰铭文，更会时时干扰视线，让原本已经纷乱的头绪更加错综复杂。

    还有那些本应精确无误的年号，也可能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出于事后的追改。譬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汉武帝建元、元光、元朔等年号，就是多年后的重新追记与创造。又因地域辽远，从长安出发的诏令可能在一两个月后才到达敦煌，所以边陲小镇出土的文书里，往往会看到滞后的时间记载。而那些本应值得信赖的史书们，或许也会在漫长的岁月中悄然改换原本的模样。

    在文字流传的过程中，每一个勤奋而自信的读书人都有可能成为证据的毁灭者。面对世代相传的史书，阅读者、传抄者和刊刻者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自行修订文中的记载。还有那些整理典籍的硕学鸿儒，习惯批注文字的藏书家，以及希望字句更流畅的书商们，都有机会调整前人的文字，却常在不经意间抹去最关键的线索。

    所幸在很多时候，传世的文字并非只有一种，此书中被修改的原貌可能保存在另一种典籍中，于是取此书一字，取彼书一句，几相对照，或许也能渐渐勘明事件的原委。

    然而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没有先知会预示答案，冥冥中也不会传来神明的天音。证据越多不一定就越接近真相，反而有可能被各种无用的线索误导，走入无法辨识方向的泥沼。主流的声音未必就是真相，那也可能是因袭千百年前的舛错，从而使谬误万世流传。面对纷乱繁杂的线索，惟有靠推理者自己去思考，去推测，去判断，从全无路标的茫茫迷雾中寻出真正的方向，一步步接近谜局的核心。

    汉宣帝改元之谜的谜底

    按照之前的惯例，新君的改元周期应该与故君有所不同。既然汉昭帝每六年改换一次年号，那么后来即位的汉宣帝就应该改变间隔，以四年为改元周期。但宣帝即位四年，改元的日子却迟迟未至，直到两年之后，汉家年号才从本始改为地节。然而时空从此移位，本始五年和本始六年在人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地节元年和地节二年。

    本始年号的最后两个年份，就这样黯然从史书中隐去，有关那几百个昼夜的一切，后来都被追记为地节纪元。所有痕迹似乎都被刻意抹去，仿佛有无法言说的秘密降临人间，让那段岁月就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追改年号的那一年，长安城里确是悄悄换了人间。辅政近二十年的大将军霍光病逝，他曾经承武帝遗命，主持汉家内政外交，也曾经主导立帝废帝，先后辅佐三位少年天子，曾用名刘病已的汉宣帝刘询便是其中之一。在霍光看来，宣帝与此前的昭帝并无不同，自己的辅政地位一如既往，因此每六年改元一次的惯例，自然也无需改动。

    那是一个以纪元为权威的时代，既然连年号都无法更改，天子的威仪也名存实亡。然而本始六年，霍光去世，昔日阴霾一朝散尽，汉宣帝迅速重建每四年更换年号的制度，改元地节，追改之前的本始年号，用隐晦的方式昭告天下，属于刘家的时代重新开始。

    霍光逝世后三年，霍氏一族尽灭。第二年，宣帝再度改元，号为元康。自此之后，栖身于他人阴影下的岁月与本始纪元一同消去，地节年号伴随刘询走上历史前台。从元康开始，属于宣帝的时代真正来临，他励精图治，成为武帝之后最耀眼的汉家天子。

    这就是那段消失的时间背后的故事。至于追改年号的真正用意，史书中并不曾明言。名为本始的时光也许是刘询心底最悲怆的岁月，如同每一个胸怀大志，却又必须暂居人下的少年皇帝一样，他收敛起自己的锋芒，时刻观察着霍光的表情与行动，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那一年，霍家悄悄联络了为许皇后诊孕的宫廷医官。那一年，来自民间的刘病已永远失去了同经患难的妻子许平君。本始末年的未央宫里，权倾天下的霍光步出朝堂，却看不到自己身后，年轻的汉宣帝注视着他远去的背影，绝决冰冷的目光深入骨髓，寒彻天地。

    探究谜局背后的世界

    在关于年代的谜题里，给时间定位并不是探究的尽头，观察谜局背后的世界，才是真正的终极目标。

    秦始皇曾经禁止祭祀从西方升起的金星，那是因为平定六国之后，他已从西陲的君王变成东方的皇帝，因此由西方升起的金星不再是守护秦国的神灵，却变成了西方匈奴的护佑者。

    汉武帝创立年号，看似集神异之大成，同时却削减关东众诸侯王领地，让天子直属的关中地域更加辽阔，而年号的创立，其实也只是树立天子权威的举措之一。

    两千年前的谜题一旦破解，古人的想法也不再神秘。那些看似怪戾乖张的举动，通常只是在当时的家国困境之中，掩藏在神异外衣下的种种努力。而宫墙里的刀光剑影，朝廷中的怒涛暗流，在给民间带来短促或深远的变化后，也终会化作后世渔樵们的种种闲谈，直到千百年后，锄犁无意间唤醒沉埋地下的往事，让世间从此又多一段传奇。

    作者授课时曾有比喻，历史中隐伏的线索如同沉睡的彩色精灵，深藏在海底的每一颗神秘水晶球中。每当苦虑终解之时，思路触及之处，紧锁的水晶球豁然开启，苏醒的精灵逐次浮上海面，恍若珍珠连缀成串，辉映于天水之间，昭然白日，华彩流光。

    这是独属于治史者的推理体验。历史总在不经意间铺设陷阱，又常有意无意将启示送到后人面前。隐秘的往事如同置于暗箱之中，外人虽难以得知其中的纠葛，但箱中藏不住的是天下大势，真正的缘由总会从当事人的施政举措和朝野反应中看出端倪。所以不必遗憾历史常失却真相，因为那真相可能就藏在颁行天下的每一道诏令中，藏在每一片秦砖汉瓦间，藏在每一个百姓的离合悲欢里，成为流传千古的痕迹，纵然上天入地，终究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