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王洪波) 昨天，由本报和清华大学合办的“清风雅集”第四次书评活动举行，聚焦的图书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史正富教授于今年5月出版并引发热烈关注的新书《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该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超常增长”的原因做了独到的分析，并为未来如何维持“超常增长”提出了建言。史正富提出的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理论框架能否成立?他对未来的预测和建言是否合理?与会专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国防大学卢周来教授认为，史正富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的解读牵涉到对“中国模式”的认识。他总结说，目前关于“中国模式”有四种代表性的看法:一是“例外论”，认为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创造了经济超常增长的“奇迹”;二是“普适论”，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为抛弃了传统计划经济，回归到人类社会主流，中国经验进一步证明了西方世界的发展代表着各国发展一般方向，证明了经济学规律的“普适性”;三是承认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及中国经济体制是一种“例外”，但认为这种“例外”是以劳动者“更低的自由”与“更低的福利”作为代价，这可以称为“例外的‘例外论’”;四是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今天所做的无非是当年拉美国家一样的事，政府利用它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其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超快，但收入分配迅速恶化，如果不尽快进行根本性调整，中国的超常增长行将结束，持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少数派‘普适论’者”。卢周来认为，《超常增长》一书的论述无疑属于“中国例外论”。他明确表示自己倾向于“例外论”，他借用自己推崇的经济学家罗德里克的话指出，每一个成功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都是“例外”，因为“恰当的增长政策总是因地制宜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朱天飚教授这对“超常增长”的概念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他认为，对于后发国家，必然会利用强组织力(国家力量)把有限的资本的集中起来，投入到被先发国家证明成功了的产业和项目中。“英国工业化用了100年，日本的工业化用了50年，中国工业化用了30年……后发国家可以走先发国家走成功的道路，把发展的时间缩短，速度更快，从这个角度看，超常增长并不超常。”朱天飚对史正复把中国经济体制归纳为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创新性的企业三个支点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个三个支点中，有两个半是国家控制的(国有企业在企业中占有很大比例)，这在世界上是特例而不是常例。“我的质疑在这儿，我们应该更好地研究政府经济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在大部分国家不能这样做的情况下，中国这样做能够成功?弄清这点，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
与会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超常增长》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是独创性的，深具启发性，但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质疑。该书认为，国际超常购买力曾经是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但近年来越来越难以为继，这就需要寻找替代它的长期购买力。史正富的建议是设立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加大对生态资产和战略性资源的长期投资。对此，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斌开副教授表示怀疑:“如果由政府来进行投资，如何知道投资的方向是正确的，如何知道政府能比市场做得更好?”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雷家教授则认为《超常增长》一书对中国所面临的困难估计不足，他指出，中国1949年之后前三十年的增长主要依靠苏式经济体系的建立，后三十年的增长主要依靠市场经济体系的引入，“但这两个三十年都留下了诸多痼疾(如长官意志)，造成了扭曲的投入方式、扭曲的经济运行方式、扭曲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能把扭曲的东西扭正，那么中国未来30年就有望继续增长”，“关键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必须跟上来”。
《超常增长》作者史正富出席了本次书评会，在聆听了大家或赞或弹的“直言直语”之后，他做了认真的答辩。他介绍说，他写作此书的初衷主要是有感于传统经济学理论严重落后于现实，“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解释当代西方经济都做不好，更不用说解释中国经济了”。他表示，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自己的书还只是提供了描述性的框架，是提纲性的，他领导的团队将开展进一步研究。“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可以与当代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开展对话，我们的思考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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