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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6日凌晨3点，于光远老溘然长逝，走完了整整98个春秋。
27日上午，我陪同杜导正老到于老家吊唁。家中已经搭建了简易的灵堂，在鲜花丛中，遗像用的是一张于老微笑的照片———熟悉的人都知道，这基本上是于老常态的形象。
我对他的去世并不感到意外。2012年5月28日，我和杜老曾经到北京医院去看过他。那时，他基本上处于昏迷状态，只是偶尔会有知觉。他的秘书胡冀燕大姐把我们带去的杂志在他眼前晃悠，他微微地点点头，算是知道我们来了。我才真正地感觉到，原来于光远也会老。
于光远曾经对我说过，活过八十万小时就够了，再多就是赚了。他像孩子一样说:“我科学地计算过，八十万小时就是91岁零几个月。”他是精确到几个月的，可惜我没有记住。现在，他走了，“他走得突然，但很平静”———家人说。他应该是安静地离开，因为八十万小时后他又活了八年。他到天国后也会笑眯眯地说:我赚了。我想。
每一个时代，都有领军式的人物，或者说标志性的人物。1978年改革的航船扬帆起航后，于光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参与起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担任10年中顾委委员;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
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我在这里所记叙的，仅仅是他在党史研究方面的成就。
从《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说起
在欣欣向荣的上个世纪80年代，于光远的名字在学子们心目中并不陌生。记得在大二的时候，正赶上批判“精神污染”，“向钱看”也被看作一种“污染”源，而且据说源头就是于光远。那时，我们正是共产主义思想高扬的年轻人，满脑子都是振兴中华的奉献精神，加之没有钱也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去“向钱看”，所以，我认为，于光远这种想法的确是“精神污染”，批之大概没错。
后来，认识于老后，我还特意说到当年那稚嫩的想法。他说，他其实是说了两句话的: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向前看”是坚持方向，“向钱看”是重视生产，重视经济效益。
从那以后，就能经常从报纸上读到于光远的文章。那时，对于光远写的经济或科学方面的文章不大读得懂，也就不大读，而对于他反对“特异功能”的文章倒是仔细读过。
那会儿，好像四川什么地方出了个能够用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者”，报纸上大肆宣传;随之，全国各地出现了大批所谓特异功能者。在这场由耳朵认字开始的伪科学活动中，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成立了一个“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组”，调查人员走遍全国各地，对声称有特异功能的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测试，结果证明他们全都是在变戏法。
我对种种“特异功能”充满了好奇心，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在他与科学家钱学森的较量中，我信于光远，因为他是国家科委副主任嘛。后来，我还特意买了一本于光远写的《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算是系统地学习了一次他的著作。
在这本书里，有他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基础”的种种质疑，也有他对弄虚作假行为的种种揭露。他说，“那些搞伪科学的人，他们完全知道自己是在骗人，他们所谓的特异功能从来不敢在我面前表演，怕我戳穿他们。于是他们就制造了这样一种舆论，说气功大师分三种境界，‘慧眼通’、‘法眼通’和‘佛眼通’，其中‘佛眼通’是最高的，因此就封我了一个‘佛眼通’。说我具有比一般气功大师更高的功力，有我在场，他们的各种功能就消失了，眼前只有金光一片。其实我没有任何特异功能，我只有一通———通晓科学精神、通晓任何伪科学都是有意识骗人的邪说。我是科学工作者，只懂得坚持科学精神，维护科学尊严，任何伪科学在我这里是通不过去的……”
那时，还流传着于光远这样的“传奇”:有一位部级官员相信这种“特异功能”，亲自给于光远写信，诋毁他身边坚决反对“耳朵认字”的人。还有一位更高级别的领导人也劝于光远“少管那件事”。可于光远却说:“政府工作听你的，科学上的事不能听你的。”在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于光远还和大科学家钱学森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
初次拜见于光远
真正得以拜见于光远，还是在十多年后的1996年4月。那时，我所在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副社长方实老，和于光远在延安是同事。他告诉我，于光远正在写历史回忆文章。我们已经刊发了他写的回忆北平沦陷前后的文章，他还在写北平《解放报》的历史。方老让去看看于光远，看是否需要记录或者干点整理的小活儿。我如约去了史家胡同8号院于光远的住所。见到了于的秘书胡冀燕，我才知道她是原河北省副省长胡开明的女儿———胡开明曾被毛泽东认为是“胡开明”。在座的还有于的学生宋廷明。
我那时刚刚开始学习研究党的历史，见到这样一位历史的亲历者很兴奋;当然，于光远也很健谈。他谈到很多他亲身经历的而我却不知道的。那时，于老在写两篇大文章，一篇是应《忆周扬》编辑组的邀请，撰写回忆周扬的文章，这恰恰是我正感兴趣的话题。当然，我也提到因为周扬的报告而引发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对他的“向钱看”的批判问题。另一篇是写作关于八大历史的文章。这一年是八大召开40周年，而他当年是八大代表。他说，他老了，愿意就亲身的经历写点历史方面的文章。我第一次知道作为经济学家、哲学家的于老，还在研究党的历史。
我当然积极约稿，于老也答应给我们写稿。后来的确给我们写了不少稿子。那次，我也有个意外的收获。在座的于老的学生宋廷明告诉我，他也写了一篇回忆周扬的文章，本来是给于老提意见的，我就顺手拿走，以《周扬晚年的悔悟》为题刊发。
我虽然拜见了于老，但后来并没有跟他走的很近。因为这年的下半年我就去参与《百年潮》的创办。这个刊物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的刊物，刊物的领军人物是原来的副主任郑惠，协同郑惠工作的韩钢、杨奎松等兄长，都是党史大家，学识广博，联系面也很广，轮不到像我这样半路出家的人去约稿、去采访。所以，那时，我只是知道，刊物刚刚准备创办时，郑惠就带着韩钢一起去见于光远———郑惠和于老在中宣部和国务院政研室两度共事，彼此都熟悉。
《百年潮》1997年创刊，这一年2月，邓小平去世。郑惠带着韩钢去找于光远约稿。记得韩钢兄回来后非常兴奋地说，他们在于老那里发现了一件宝贝: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的提纲手稿。这篇讲话，就是被称作“新时期的宣言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往，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讲话是胡乔木起草的，可是这份提纲提供的史实是，讲话是由于光远等人起草的。这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发现。难怪郑惠和韩钢都兴奋得不得了。韩钢兄根据这个提纲和于老的回忆，写了一篇稿子登在《百年潮》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那时，我很想饱饱眼福，亲眼看看这份提纲。我负责编辑事务，就以复印件配图不好为借口，自己跑到于老家拍照。于老夫人从内室拿出一份透明塑料夹子，然后抽出微微发黄的16开白纸3页，提纲是用铅笔写的，字体潇洒流畅，一看便知是邓小平同志的亲笔。小平同志的提纲约500字，共列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首页左侧“对会议评价”一句被勾到了最前面。
我都拍照下来，配发图片后，就作为资料自己留藏了。
此后，于光远开始系列写出党史研究的回忆文章，因为郑惠的关系，大多都在《百年潮》发表，直到2000年郑惠辞职，他的文章才转到《炎黄春秋》上来;而那时，我也又回到了《炎黄春秋》了。于老不仅担任了我们的特邀编委，而且从此成为关心我们刊物的一名积极分子。
于光远的“身份写作”
2005年，在于光远九十寿辰的纪念会上，曾经在中宣部是于老手下的著名学者龚育之，作了一篇“祝寿词”。他说:“于光远的一个特点，是学识广博。他的学识渊博，又不是通常人们所称的学贯中西或学贯古今，而是学贯两科，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门科学。他担任学部委员，属于哲学社会科学。但他的根底，却是在自然科学。”
1934年，于光远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同班。1935年，导师周培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将于光远的相对论论文交给爱因斯坦，这篇本科生的论文，爱因斯坦竟然给予了指导意见。如果于光远继续从事理论物理研究，成为杰出物理学家基本没有悬念。不过，于光远对政治的兴趣，很快超过了学术。他参加“一二·九”运动，加入中共，奔赴延安。一到延安就得到毛泽东赏识，安排他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于光远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权威，沿用几十年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就出自他的手笔。后来于光远总结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和对社会科学理论的钻研，自然而然地又成为了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我的学术兴趣和研究经历展现了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即兼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但研究兴趣在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
我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对于于光远在这方面的贡献，除了他的反对“伪科学”和“特异功能”了解一点外，其他方面自然也不知道;而对于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贡献，也就只是对于他对党史的研究略知一二。
1998年，改革开放20周年，《百年潮》又向于老约稿。于老参加了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又列席了三中全会，是这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作为当事人，他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亲历了一般与会者不曾经历的一些事情，比如，起草前述邓小平的讲话稿，致信叶剑英对他的讲话稿起草提出建议。在郑惠和韩钢的“压迫”下，于老写出了10万字的长篇回忆文章。《百年潮》分两期连载部分内容，又在组织编辑的《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书里全文收录。当年回忆三中全会的文章，恐怕属这篇最详尽，篇幅也最长。此后，于老在这个稿子的基础上，写出一部二十万余字的著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也在当年出版，是迄今为止有关这次全会最系统的回忆录。
2001年7月，于光远参加我们杂志社10周年的活动，我带着这本书请他签名。他问我对这本书的看法，非常谦和的样子。我当然赞赏有加，是很由衷的那种。不过，闲聊的时候，我倒是说了一点自己的感想。我说，于老这本书应当是“身份写作”的标杆。
“身份写作”，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词，冀望依此能够与“回忆录”相区别。读了很多的回忆录，读了很多的传记，你就会发现，大多数的回忆录都存在着有意的或无意的“自我放大法”。所谓“有意的”，是回忆者高寿，与其一同参与这段历史的人作古，他可以信口开河，将功劳揽在自己身上，反正死无对证;所谓“无意的”，是因为记忆本身是靠不住的，一般人回忆往事，记忆会不自觉地向有利于自己形象倾斜，将功劳倾斜到自己身上的事情很常见。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自我放大法”的出现，都是因为回忆者有在场的“身份”而没有“写作”的功底———没有能力通过历史记录来甄别自己回忆的东西的准确性，当然也就更没有能力从历史和思想高度上来总结自己所经历的一切。这种东西只能称之为“回忆录”。
而读于光远的书却不同。于光远兼有双重身份:有历史在场者的身份，他又是研究者。他本身就是一位党史人物，是诸多历史事件的在场者。从1935年投身“一二·九”运动到耄耋之年，于光远经历了中共在这个时段里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或置身历史的潮流，或侧身“漩涡的边缘”，有时还身处“漩涡”之中。这样的经历本身就是活的历史，一般研究者是没有的。因此，他关于党史事件、人物的回忆和叙述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阅读魅力。于光远又是学者，本着科学的精神，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作了透辟的观察和深刻的分析，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更可贵的是，他写作这本书，在充分发挥严谨的文字能力的同时，融入了史学的甄别功底。他说过:“我的不少文章就主要凭自己的回忆写成的，可是即便本人记得很清楚，我还是要努力去找有关的文字材料，和去找知情者共同回忆。这样，既可以使写出的东西更准确些，也可以使自己更放心些。”简言之，他的“身份”———现场回忆内容———仅仅是线索，尽管他也有意识地为历史作证，为后人留下这个大时代的宝贵记忆，而文字记录和走访知情人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这是王国维在1925年提倡的历史研究法———则丰富了回忆的内容，并依此勾勒出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信的场景。
对于我生造的“身份写作”这个词，于老倒也不反对。他笑眯眯地说:你可以写文章来阐发你的这个观点。
于光远的“故纸堆”
于光远的关于党史方面的著述，除了公开的文献外，大多是靠自己保存的史料写成的。我去于老家，看过他洋洋自得展示的一些他保存的资料。他说，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最初是受到郭沫若启发。“文革”前他在同郭沫若的工作接触中，发现郭沫若对许多过去的事情记忆很细，有些时间地点都记得清清楚楚。问其原因，郭沫若说自己保存有个人档案。多年来，于光远也形成了保存个人档案的习惯。在回忆和研究党史史实时，他非常注重利用个人档案。前述关于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回忆，于光远就充分利用了个人保存的资料。书中介绍的许多史实，为一般人所不知。
于老不仅自己注意保存史料，而且倡导发表和利用个人手中保存的史料。1999年底，杂志社请他担任“特邀编委”，他很高兴地答应，并谈了关于杂志以及党史研究方面的看法。他说，要研究历史，首先是要存史。我有这样的习惯，我觉得也会有人有这样的习惯。你们杂志要认真地进行发掘，将这些原始的资料在刊物上公布，以利于研究者进行研究。至于设定什么栏目，你们可以考虑。后来，他看我们一直没有动静，2007年7月，他很认真地给我们杂志写过一封信，甚至连栏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叫“故纸堆”，专门发表当事人保存的各式各样的史料。这个栏目，我们一直在用着。
于光远的历史观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我们请他这位新任“特邀编委”对本刊读者说几句话，以作为新世纪(那时，似乎认为2000年就进入新世纪了)寄语。他很认真地进行了准备，并写成文章发表在我刊2000年第一期上。
他在寄语阐述了“写历史，读历史，对待历史的基本原则”:“崇尚真实，崇尚独立这八个字”。他说:“历史本来就是对过去的事实的记载。写历史必须真实，理应如此。”“道德不依靠强力，但强力却可以阻碍按照道德行事。古今不乏强力干涉、不许真实地写历史的事例，因此崇尚真实与崇尚独立不可分离。历史可为婢女，实用主义者如是说。然为马克思所斥。向后看为的是向钱看，就是用真实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教育来者，不重犯或少重犯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
“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是于光远晚年常常爱说的一句话，这是从人们熟知的列宁的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套改过来的。于光远并告诉大家，这话在《列宁全集》上没有，是出自苏联的一部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于光远的历史观。
党史专家韩钢兄对于光远的历史观很重视。他分析说:这个“修改”强调了“过去”对“未来”的意义。“过去”当然就是历史。于光远认为，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的，这种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淡化是一回事，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使得不该过分淡化的东西淡化得慢一些又是一回事，而有意使某些历史事实在人们头脑中淡化起来则又是另一回事。历史上的有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还在起作用，而且是在新的条件下起作用，也可以说事实上并没有淡化。他主张该淡化的东西就让它淡化，不该淡化的还是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让人们记得牢固一些。他说:“人是不能不懂得历史的。一切科学判断都是从历史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就是当前现实问题的研究，考察的对象也都是过去了的东西，是发生在此时此刻这个时点以前的事件，严格说来也已经是‘历史’。而离开现在较远的那些历史，因为有的可能是后人所不知，更有对之进行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和做好历史传播工作的必要。”这话说得多好啊!其实，主张“淡化”历史的人，真实的意图在于“淡化”历史上的失误。然而，历史上的失误不是想“淡化”就“淡化”得了的。古往今来，那些企图掩盖历史、淹没历史、歪曲历史的人，无论做得多么巧妙、多么冠冕堂皇，即便能得逞一时，却总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历史的真理尘封再久，最终都显露了它的光芒。
于光远的两次寿辰
于光远做过几次寿辰会，我不知道，我参加过的有两次，一次是他九十寿辰;一次是他的九五寿辰。
2005年7月，在于光远的九十寿辰祝寿宴会上，他发表了一篇“九十感言”的演说。他说:
我是个科学工作者，习惯于科学地思考。科学思考的要领，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对具体事物做具体的分析。对自己当然也要实事求是地做具体的分析。我满90岁了，真的老了，不再是50岁的人了。90岁的人不可能没有病。不过，总的说来，我脑子可以，既不痴呆，也不糊涂，勉强可以接受“才思敏捷”的赞扬。文章一篇一篇地写，书一本一本地出版。不过自己心中有数，写作已经有力不从心的现象。不过能够做到这样程度，自己应该满意，何必自己同自己过不去?我是一个忙惯了的人，现在每天依然忙碌，并从中享受许多乐趣。“闲情”是一种愉悦的心情，正所谓人们常说的“闲情逸致”。我把自己这种喜欢忙碌的状态称为“忙情”。我想这种忙碌对于保持自身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是很重要的。关于我的寿命，我自己有一个奋斗目标:“愿寿长八十万小时”，并且我用过这个题目写过文章，发表过“宣言”。我写道“长命百岁的人有，但罕见。活到九十一岁又九十五天的人，如果还能做点工作，生活还有点乐趣，就可以算是理想的了。愿寿长八十万小时!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以岁月计，失之过粗;以分秒计，失之过细，以小时计，我意最为适宜。”可见余之忙情一般。我这个人言行不一，一方面口讲、笔写许多关于“休闲”、“玩”的文章，一方面又成天地“忙”。
演说最后，他说:
现在你们恐怕看不见我在为年龄而发愁，因为我一直努力保持一个年轻人的精神状态。而年轻人是不会为他的年龄发愁的。我当然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我主张可以有幻想。俄国民主主义的先躯者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赶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事变的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是丝毫没有害处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在心不老方面，幻想也是一条，我要的就是这样能支持和加强自己毅力的幻想。因此，最后讲这样12个字，“我追求!我坚持!我执着!我成功!”
老人说这最后12个字的时候，在场的人仍然能够感觉到他的底气，他的力量。他赢得了满堂的喝彩声。
于光远也践行了这个12个字。别的不说，就说他写文章的事情。我做了粗略的统计，2006年到2008年，于光远给我刊写的稿子就有六七篇，五万字的篇幅。
2010年7月3日，于光远九五寿辰宴会举行。过了五年，于老显然有些老了，不过，他坐在轮椅上依然很精神，对于来出席宴会的老朋友，他也一一认得。他已经不能够像九十寿辰那样发表演说了。他只能在别人递过来的麦克风前说句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2011年，于光远中风住院，再也没有能够从医院出来。
2012年5月28日，我和杜导正老一起去看望老人家。相比一年前的祝寿会来说，他已经基本上处于沉睡状态。看到我们来了，胡冀燕把他叫醒。他在努力地挣扎着自己的意识，偶尔会向我们眨眼示意。
我很感动，陡然想到了他在九十寿辰上说“我追求!我坚持!我执着!我成功!”的神态。我相信，此时此刻，他一定在心里默念这12个字，努力鼓励自己睁开眼来!
多么不屈的老人啊!
如今，斯人已逝。我们纪念他，实际上也是对他参与的那个时代的追忆和缅怀。因为在那个时代里，于光远写下了精彩的人生;而那个时代也因为有了于光远这样的人而添加了精彩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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