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家奥凯恩、华志坚谈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洛杉矶书评》上周发表了两位汉学家华志坚和布伦丹·奥凯恩的对话，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译。

    刚刚从北京返回费城家中的奥凯恩告诉读书报记者，他也有中文名字，叫“何毖”，主要是为了抗议必须有中文名字的汉学界风尚。华志坚说，最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外译的数量似乎出现了显著增长，企鹅出版社几年前推出了新译的鲁迅小说全集，今年又出版了老舍不以北京为背景的两本小说，一是杜为廉(William Dolby）译、蓝诗玲（Lia Lovell）序的《二马》(Mr.Ma and Son)，另一本是莱尔(William Lyell)旧译、张彦(Ian Johnson)新序的《猫城记》(Cat Country)。

    奥凯恩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数量固然比以前有所增加，却远远不够。2012年，美国翻译出版的汉语图书仅有16部。“在英语世界，出版商出译作，历来难销，而就影响力和声望而言，英译中国文学仍未找到自己的村上春树或卡尔维诺，更不用说销量上的斯蒂格·拉松了。”

    但是，奥先生说，翻译队伍出现了可喜的变化。现在，母语为英语、又熟操生活汉语者的数量之多，也许超过了史上任一时段，译家辈出，各有所长，所译中国作家五花八门———有些作者还是小姑娘呢!供给增加了，需求也有增长，但生产跟不上。“出版商仍然是最大的障碍。”他说。

    奥先生说，就算莫言把标语刻在自己的脑门上，也不可能改变某些人的命运。莫言并未公然批评制度，但“他是个远比所受认可更为锐利的作家”;《围城》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小说，却不幸地大大苦于目前的英语译本”;在中国作家里，钱鐘书代表着“20世纪之世界主义的最高水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钱的许多民国时期的同代人，同样在中国和欧洲两种文学传统内游刃有余，老舍也是其中之一。他的《骆驼祥子》和《月牙儿》颇有狄更斯之遗风。

    华先生表示，对诺贝尔委员会给高行健授奖，他有点儿难以苟同。说到法国的华人作家，“我更喜欢戴思杰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而不是高行健的任何作品。”谈起仍然活跃在中国的作家，华志坚说:“我读莫言任何作品时的感受，都不及我对余华《活着》的喜爱。”奥先生有同感，他说他也不是莫言和高行健的拥趸，但是莫言非常勤奋，在风格和结构上亦多有实验，每本书都力求出新。奥凯恩转而谈及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痼疾:编辑水平。他认为，中国的编辑们往往只能粗粗地做些字句上的校对，并在政治上把关。“有些名头非常响亮的作家会骄傲地告诉你，他们交稿时另有附言:“zhī zì bù gǎi—— 一个字都不许动。”

    奥先生分析，也许这是因为中国文学由男作家主导，而编辑通常由女性操刀，但你不能动我东西的结果，是作品的质量大受其害。奥凯恩认为，莫言、阎连科和余华这一代的中国作家经常大量描写超现实的、有时令人作呕的粗言秽行，他们的小说也往往拖得过长。许多作家最好的作品是其中篇，但这也意味着它们得不到翻译。因为中篇对文学杂志和选集而言太长，单独成书又太短。

    “短未必不是短处(Less isn't necessarily），”奥先生说，“但是确实得有人告诉中国作家们，长绝对不是长处(more is al-most never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