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

    词义之变，往往是一部活历史，无待

    ■史家敷陈，自身即将社会演化橥出来。例如“会”这字眼，《韩非子》“八经”篇说:“是以事至

    而结智，一听而公会。”遇事，召集众人求取高见，一道来作决定。看

    来战国晚期该字用法与今天已经接近。然而，那并非“会”之原义。

    《仪礼·士虞礼》:“命佐食启会。”《说文解字》段玉裁于“会”字注曰:

    “器之盖曰会，为其上下相合也。”原来，“会”的本义竟是盖子，“开

    会”也即把盖子打开。“命佐食启会”，“开吃”之谓也。如此，以中国

    而言，开会的起源在吃那里。我们号称“以食为天”，把人邀在一起，

    总得管顿饭，有吃则助谈兴，慢慢地，皿盖之掀，就转为了后来的开

    会之意。据之回味由“会”组成的词，发现确多与吃喝相关。如会饮、

    会餐、会宴，至今仍然还用，只是大家对其中古义多已忘怀而已。不过

    意识的模糊，并未有妨行为执着地绍述其初。不然何以解释一般会议

    场合，总伴以饕餮?据说，中国由开会而消耗的饮食，犹在居家过日子

    之上。其实日常语言中，“会”字古义也并非全无踪影。从前斗争频仍

    的年代，常有“揭盖子”“捂盖子”之说，而每每通过开斗争会来“揭盖

    子”。原先我对何有此喻一直不解，及见到“器之盖曰会”，才恍悟典据

    应在这里。以上钩沉，“会”的起源颇显形

    而下，而对业已习惯会议具有重大意义与色彩的现代人来说，“命佐

    食启会”颇失浅屑，无以揭示这件事在现代的严盛功用。

    老辈人说:“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税多”。这是建国前后一句民谚。

    当时，先在解放区继而是全国农村，推行土地改革。办这样一桩大

    事，并不仅以制订规则、政策了事，而强调发动群众，造舆论、斗地主，

    鼓动土改积极性。其原理，即毛泽东所论:“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

    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

    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

    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

    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

    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经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开会已成政治动员学之要着。在典型的革

    命年代，无论车间、田头、胡同院落，乃至满室顽童的小学课堂，开

    会皆为日常一景。连刑事案件审判，也移诸街头、广场，用“公审大

    会”式样，取代正规的法院庭审。借开会为法宝，历来不只办成了土

    改，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

    各种运动都是借“无限循环”的大会小会，统一思想、“化为群众的意

    见”。尤其“文革”，别的文化纷然凋零，开会文化一枝独秀。除了有名

    的“批斗会”，还有“忆苦思甜会”、“传达会”、“学习会”、“宣传会”、

    “汇报会”、“讲用会”、“誓师会”、

    “斗私批修会”、“谈心会”、“赛诗会”许多形式，不一而足。“前期文

    革”(1968年解散造反组织、建立革命委员会)之后，运动方式主要

    是开会。当时口号“抓革命，促生产”，前半句之落实，实际就在没完

    没了开各种会。总之开会与当代生活关系的

    紧密，是无待多言了。将这点背景略事铺垫，以下本文则主要转往文

    学，就会议对二十世纪文学的作用影响，作一个单独的考察。

    稍加注意，可以发现会议对百年文学既是十分显著的元素，又是

    一大特色。现代以前，骚人墨客各依心得写作，没有开会需求与习

    惯。虽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古人也以文会友，“奇文共欣赏，疑义

    相与析”，并非没有交流，然而的确不采用开会方式。古人所谓的

    “会”，其实是雅集，饮酒、酬唱，杂以抚琴对弈助兴，旨趣在于娱兴，拟之于后来事物，更近于沙龙，如王羲之等四十二人“曲水流觞”的兰亭会，竹林七贤搞的也是这种活动。盖文学在古代，主要是心性之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非由聚议中来，更无待会商予夺。现代不然。现代文学立足点是社会，从梁启超提倡“社会小说”，到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再到文学研究会“为人生”，都推重文学的社会责任。既面向社会，文学就不复是“垂文以自见”的一己之事，由此而群体化，群体化又带来结社、联合、运动等新的文学生态和方式。这当中，会议都起到纽带的作用，其于文学遂不可或缺，有如家常便饭。鲁迅述《新青年》日常编刊:“《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茅盾谈其左联活动:“我在‘左联’参加得比较多的活动还是开会，尤其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两次担任行政书记时，经常参加一些会议，当然都是小型会议，三四个人，七八个人就最多了。”现代以来，文学大抵无有哪件事情未经一定会议的协商沟通，也没有一个人文学生涯可与会议无缘。不过，五四以降，会议虽为文学要件，却未闻特异之处。会议与文学，虽如影随形，然论何会曾经大放异彩，须仰视才见，一直似乎也无那样的实例。盖彼时文学会议仅具工作意义，遇事则议，议之则已。考当时文人的开会态度，亦与此合。我们于其通信、日记以及述往文章中，不难查获某日往予某会之类记载，但都限于记以备忘，并不流露异样情怀。那是因为，没有什么会议可以让人抱那种情怀。当时文坛，不要说一刊一社之会，即便偶有依后来眼光仿佛“不可等闲视之”的会议，也开得散漫平淡。胡风忆1938年在武汉，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创“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事。“第一次会有两桌，二十多人”，“以后，至少还开了六次筹委会，有时在饭馆，有时在中国文艺社。人数多到五、六十人的一次是在普海春，由邵力子主持”。普海春是家饭馆。边吃边聊，虽合于“会”的古风本义，可是作为掌一国教化的当局主管部门所召集之会，居然取这形式，也真是有失庄重。又不止筹备会议如此，到了正式的成立大会，依然不考究:

    1938年3月27日上午，在汉口总商会开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会开到一半，就转移到普海春，一面吃饭一面继续开。这中间，警报响了，会议继续到下午四时警报解除时止。

    “开到一半”，临时移樽酒肆，仿佛寻常“雅集”。搁在当下，类似层次或规格的会议，其■皇■皇、秩次井然、礼饬乐备，恐怕是“岂有

    异乎斯哉”。孔子曾指点弟子:“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但邵力子这位“大宗伯”(古以“大宗伯”称礼部尚书)，恐怕连“玉帛钟鼓”的认识也没达到。这并不奇怪。当时，即以中共对文学的领导来论，认识也不见得深刻。左联会议频密，以致茅盾留下的记忆主要便是开会。然而左联开了那么多会，却没有一次名垂青史。夏衍《懒寻旧梦录》提到1933年左联一次“反帝大会”，述后他有几句感慨:

    这件事，不但在中国电影史上，在左翼文艺运动中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史事。但是，现代文学史料方面，完全没有人提起。因此，我在这里补记一下。类似情况想必不少。夏衍认为的“很重要”，当指会议内容。而根

    据后来成功经验，一次会议历史影响如何，内容虽然重要，外观的作用却更关键。外观，是气象、风貌、样态、排扬，也即会议的形式感。就像写文章，“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内容再好，没有恰当的形式衬托，难以动人。如今谁都了解，会议怎样一种开法，简单质朴还是礼饬乐备，效果相差奚啻道里。左联时代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早期，会议的功用比之“资产阶级文学”无疑愈益突出了，不过，把会议放到形式感上讲求的意识，好像还没有觉醒。这历史性时刻，非待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不可。延安文艺座谈会指引了日后文学方向，规定了日后文学理路，它的这种历史意义无人不晓。其实它另有一种历史意义，至今未必认识很充分。简而言之，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二十世纪文学会议史的转折点。在这方面，它有一番创始的意义。假使我们认为，会议算得上现代以来文学的一个紧要方面，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其中就是一块里程碑。假使我们觉得，研究现代以来文学值得辟出一个“文学会议史”分支，延安文艺座谈会就必居分水岭的位置。前面讲，现代以来，会议介入文学发展、成为文学史元素之一;现在我们必须说，拜延安座谈会的所赐，在此基础上会议又进而支配了文学发展，从文学史一种元素一跃而为它的决定性因素。延安文艺座谈会如何将这一窗口打开，又是颇有意思的过程。前一直讲，现代以来开会于文坛乃家常便饭，本无特异之处，没有哪次会议曾开到举足轻重、光芒万丈的样子。迄今所知第一个具此气象的会议，就得追索到延安文艺座谈会那里。可究竟怎样做到了这一点，其实也有故事，并非一蹴而就。日后描述延安文艺座谈会，都持礼敬虔肃口吻。例如，丁玲称之“那样一个隆重、严肃、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何其芳亦以“庄严的有划时代意义的”来形容。后人极易以为这就是座谈会现场氛围的写照，如今我们却有把握说，那并非当时本相。其中消息，要等“文革”结束后，才一点一点透露出来。何其芳写于1976年底、1977年初的《毛泽东之歌》，较早地从亲历者个人角度讲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文章满纸敬止，努力保持“庄严的有划时代意义的”格调，然有一处，不经意闪出如下细节:有一位作家在大会上发言一个多小时，讲的都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知识，阶级性，形象性，等等。当时会场上就有冒失的人叫:“主席，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重点是“冒失”这个词。以它为边界，一百来字的叙述分处两个时间状态，一为1942年5月当时，一是三十多年后的1976、1977年(即文章写作时间)。我们因而分辨出，作者实际同时做两个动作:回忆与评论。概括起来是这样，会间有一种状态，何其芳若干年后谈起，名之曰“冒失”。我们由此察觉到，当时现场情形并不满足“庄严”所表示的那种意思。又如草明的描述。她称礼堂里“又暖和又热烈”。这是细心斟酌过的用词，以更好包容较复杂含义。“暖和”“热烈”，常以形容革命环境的良好氛围，也是歌颂革命领袖人格魅力的喜闻乐见用语。作者努力从中寻求基调，来贴近延安文艺座谈会“永放光芒”的语意。不过，实际她还想在其中存放些别的，那是来自现场的一种记忆:会上，不少同志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提出人性论啦、爱是永恒的创作的主题啦等等，真是五花八门。

    “勇敢地亮出”“五花八门”的观点，与“又暖和又热烈”暗通款曲。借词义的多向，“又暖和又热烈”既给予座谈会正面歌颂，却又涵盖了其他情形:会中出言无忌者，颇有其人。有人“冒失”喊叫、谈吐而至“五花八门”，假两位亲历者吉光片羽的讲述，敏锐的读者，已能稍稍捕捉到与“庄严”有些出入的样态。但何、草之述皆在“文革”后之未久，有所节制亦情理之中。随着时间推移，有更充分完整的事例浮出水面。那是会中具体某人。我最早注意其身影，也借助何其芳文章，里面这么写:

    在大会的第一天有人就作了这样一个发言，发言者以他惯有的傲慢态度，吹他自己。他说:“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十万字。”然后他又说，他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他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的第一作家。他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他还说:他从来是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

    何文写得太早，难免顾虑重重，于所述情形多隐省，连那位会中人也未指其名。过了一些年，事情颇白于史料，此人便是萧军。5月2日，毛泽东开场白后，他第一个起来，说了一番口无遮拦的话。关于他那时的表现，如今我们至少握有两个既具体而又相当权威的讲述。先看20世纪90年代初胡乔木的回忆:萧军第一个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对这样的意见，我忍不住了，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就坐在我旁边，争论很激烈。

    自胡乔木笔下，萧军出言之疏狂已历历可见，但尚非全部。1988年温济泽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人员访问时所谈，又添生动细节:

    当时有个主席台，不是高台子，而是平地，拉几张桌子铺几块布，上面坐着几个人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毛主席坐在当中，朱总司令坐在旁边。当时会场上的民主空气是后来很难想象的，有几个人提了不同的意见，萧军是最“激烈”的一个，他的态度很骄傲，很“蛮横”。萧军提的什么具体意见我现在说不清了，但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他这样说，你们共产党现在又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我觉得你们的整风是“露淫狂”。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早就应该整了，而且还应该整得厉害一点，但不相信能整好)。

    温济泽着重描摹萧军的意态，连用“激烈”“骄傲”“蛮横”形容之。至其发言内容，“露淫狂”云云令人瞠目，且为胡乔木叙述所无，但温济泽称自己“记得比较清楚”，应该无疑。从何、草“冒失”“五花八门”的蜿蜒透露，到萧军作为完整个例的浮现，我们于座谈会本来风貌终知其概，那也即温济泽所说:“当时会场上的民主空气是后来很难想象的”。换个角度，此语意味着，非以“庄严”一类字眼加诸现场，当时反而“很难想象”。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面对了不同的两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一个散漫，一个庄严。前者是当时与会者所亲历和目击的现场与实况，后者则经历史话语或各种文献“再叙述”存放于我们后人理念中。这难免引发关于“真实”的困

    扰。揆诸常理，一件事如同时有两种面貌，必有其一不真。不过，此时我们遇到的是很特殊的情形。我想说，上述“两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不单同为真实，且唯当意识到它们各有其真，对于围绕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构成的历史，我们方可称知其所以然。其间道理，容一一道来。首先，作为现场或实况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面貌未至于“庄严”，是一定的。温济泽释为浓厚“民主空气”未失，固然成立。不过见止至此，略嫌疏泛。我们知道历史循例而来，又可说历史是一种习惯。如果先例尚未出现、风气犹未开创，人们做任何事，都不过是延其习惯而已。之前我们察看过文坛会议的常态，知其风度和意识，乃至即便“重要”会议，也开得随意散漫。延安文人固然置身“革命圣地”，但考之实际，1942年以前，他们对会议二字，所知不过如此。在经验中，他们也无从获得庄重持敬的会议意识和体验。故当收到座谈会请柬，萧军辈不过怀揣惯常心态，施施然而至。至于会上诸般表现，冒失、谈吐五花八门乃至出言无忌，皆可谓意识使然、习惯之所至;使非如此，那时人们便已具备“隆重、严肃”、“庄严的有划时代意义”那种情怀，反倒于理未协。次而，再看由“历史再叙述”所营造的“庄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它确非现场实况之情形，但可否因而目为不真实?对此一定要知道，人世间事有一时一地的真实，也有“历史的真实”。历史上好些事情，考诸一时一地，往往都与事实不符。考古学相当程度上就是干这个，所发掘出的证据，每每与其说验证了历史，不如说恰恰使人明白历史非如原貌。清代学术重要收获是什么?是疑古论。“辨伪书的风气，清初很盛，清末也很盛”。经学者们爬罗剔抉，发现诸多影响历史一二千年以上的典籍，根本是伪作。这种成就，从某角度说斐然可佩，换个角度又不免让人目瞪口呆，等于宣告很多历史其实是“假”的。梁启超举清初疑古家姚际恒的工作为例，说他的《古今伪书考》“从孔子的《易系辞传》开起刀来，把许多伪书杀得落花流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章，对清人古书辨伪成果作了罗列，仅大的类别就分六种:“全部为绝对决定者”、“全部伪大略决定者”、“全部伪否未决定者”、“部分伪绝对决定者”、“部分伪未决定者”、“撰人名氏及时代错误者”。内中，《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周礼》《孝经》《晏子春秋》《列子》《毛诗序》等之全部，《老子》《庄子》《左传》《论语》《史记》等之若干篇章，赫然在列。它们不拘何者，都堪称中华基本典籍，然而却与“伪”字沾连。可是，伪作归伪作，中国的道德、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从中而来的事实未变，其于人世的实际教化作用也都真切无疑。类似于此，你道其是“真”是“假”?由此我们倒能领悟，历史长河中，一件事原貌真相如何，慢慢会不重要，不论其原貌真相如何，当其已切实地影响了历史，从历史实践意义上，我们就不必目之为假。延安文艺座谈会眼下对于我们，便发生着类似问题。“散漫”之会固为原貌，却与历史没多大关系;真正对历史发生刻画书写之功的，实为“庄严”之会。就是说，“散漫”之会是一时一地之真，“庄严”之会是历史高度上的真。我们可以或应该了解有此区别，却不必否认它们当中任何一个。相反从发生学角度，恰恰是“两个”延安文艺座谈会彼此缀合，才完整呈现了一段历史怎样开启的来龙去脉。具体而言，座谈会当时进行过程未能备足文学会议新的格局形态，是合理的;召开这次会议的意义不在此，而在藉它为依托，提出和描述关于文学会议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话语

    和认识;之后，通过这种话语和认识的反复训诂，不但延安文艺座谈会被“再叙述”成“庄严”之会，更重要的是建立起来有关“重大”文学会议的理念与范式，提升和刷新文学会议的意义和功用，使人们意识得到根本改写。不妨回到萧军那里，通过他的变化，领略历史变迁。1987年，萧军写《难忘的延安岁月》一文忆往。内中，我们只读到“毛主席致开幕词后，要我第一个发言。丁玲也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第一个开炮吧!’我就第一个发言了”，以下“开炮”具体内容，全都略而不及。尽管使用了“难忘”字眼，但显然经过四十年，萧军对座谈会只展开一番选择性记忆。那些有意的匿去，除了避嫌或自我保护，还说明经过“再叙述”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形象，完全压倒、淹没了会议实况本身。几十年来，庄严以至于神圣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与历史水乳交融，而萧军当年言行反而失去合理性，贸然述之，只会招致误解。在历史整体面前，个体那一点点真实是微不足道的。若非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展示，很难设想一次文学会议可拥有如此的历史能量。现当代文学史分期曾以1949年为界，晚近学界大致已有共识，恰当起迄点宜为1942年。对这个分期，我过去只是觉得比较合理，现在定睛细看，才猛省于那意味着一个大的文学史段落竟由一次会议开启!惊仡之余，对会议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巍然的存在，唯觉仰之弥高。前文辨识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场情形并非妙相庄严，仅出复原史实之需，应无损于它历史上的崇高与伟岸。实际上，虽然座谈会进行之中形式感未及足备，但它作为未来文学会议思想蓝图的作用，绝不稍减。当时它有无开成“隆重、严肃、有历史意义”的样子，实属其次，重要的是事后人们重温它、怀想它，已能打心眼儿里觉得它确乎“隆重、严肃、有历史意义”。它缔造了“隆重、严肃、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理念，培育了关于“重大”文学会议的情怀和想象，这比它实际曾否开成那样，更为根本。由延安文艺座谈会带来的意识，会议对于文学才重如泰山，余下的事情不过水到渠成而已。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会议一直是文学动向的桥头堡。不但权威和主导的思想，凭借它持续强化自身、稳固地位，打破常态的异动迹象，端倪亦在乎此。1959、1961、1962年，周恩来借三个会议，就文艺问题讲话，分别是1959年5月3日在紫光阁召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部分北京文艺工作者讲《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1961年6月19日“新侨会议”讲话，1962年2月17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三篇讲话，构成六十年代初“文艺改良”来源，随之有以“脱帽加冕”著称的广州会议、1962年为纪念《讲话》二十周年发表的《人民日报》“全民文艺”社论、提出“中间人物”的大连会议、周扬主持制订“文艺八条”，以及1949年后首次大规模译介西方现代文学和赫鲁晓夫时代苏联文学的“黄皮书”“灰皮书”……回看江青登“旗手”之位去领导“文艺革命”，却也同样以两次会议作为进身之阶，即1964年的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1966年“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前者为她筹集了样板戏资本，后者则祭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利器。故迄至八十年代末，当代文学史几可浓缩为一部会议史，以会议为线索修写这段历史，无论流变、现象和作品，大致都可囊括在内而无孑余，反之若抽去会议环节，则零残不堪。验证的办法，莫如自制一张当代文学大事表，然后一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