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呼唤宏大叙事

    全球正在“化”为一体，而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却大行其道，这一错位清楚折射出当今史学研究的“不合时宜”。近二三十年间，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的历史备受质疑，微观史却独领风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微观史都已成为世界史坛汤汤主流。“一些诸如气味、想象、死亡、空间、梦、垃圾、屎、疼痛、疾病、姿态、眼泪、同性恋、手淫、食物、盐、煤、火、镜子、乳房、头发、内衣、厕所、戒指等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在都已经成为新文化史家的关注对象与研究内容。”但是，泰坦尼克沉没了，并不代表主宰大海的就该是小舢板，当史学家们沉溺于对各种各样的微观史的自足时，蓦然发现，历史书写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克服宏大叙事的陈腐与过时，而是如何纠正微观史的琐碎和局促。当史学著作的版面大多为日常生活史、小历史占领之后，人们已开始为史学再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焦虑。细部的历史越来越清晰，而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这是今天中国历史研究的真实写照。用存在严重的“碎片化”来形容中国史学研究的基本生态，并非耸人听闻。在“碎片化”的视野中，历史像一颗摔碎的油珠，再也无法聚拢起来。必须承认，“史学碎片化”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知识变迁，它是形成于十九世纪的宏大叙事体系被后现代史学瓦解后必然出现的结果。旧体系已被打破，新体系还未及建立，在新旧交替的结合部，总是难以避免群龙无首的混乱与平庸。史学的“碎片化”状况，正是宏观历史理论更替前夜的“非典型状态”。这与地震之后板块的破碎如出一辙。后现代史学最过猛烈之处，即在于扯断宏大叙事一以贯之的发展链条，将历史看成一堆碎片。在它看来，只有细节和片段的历史，不存在总体性的历史;只有具体而微的历史，根本没有宏大的历史。在这种历史观的指挥下，历史研究除呈“碎片化”状态外，实在别无他途。“碎片化”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二战之后兴起的民主化浪潮。正如伊格尔斯所言，民主化发现了下层社会的价值，而“民主化以及群众社会的登场，也在召唤着一种能从事说明更加广泛的各色人等和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各种条件的历史学”，“各色人等都在力图脱离更大的、传统的民族整体之外而确立自己的身份”。史学的“碎片化”，可以看做是历史学的一种民主化。“它包罗有更广泛的各色人等并把历史眼光从政治扩展到社会上面来”，推动历史学的主题从社会结构和历程转移到广义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面来。(《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9、4页)具体到中国语境，史学“碎片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自1949年政权鼎革以来，中国史学在意识形态的领引下转型为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在极端政治的约束下，史学成为政治的婢女，主要功能沦为为阶级斗争作注疏，从而导致丰富多样的中国历史被掩盖、扭曲，构成历史基本面貌的社会生活被彻底排除。当改革开放放松了极端意识形态对史学的箍扼之后，社会史异军突起，宗族、家庭、婚姻、风俗、日常生活、社会心理等过去被遮蔽的历史场景纷纷进入史学研究的视野，微观史遂现云合景从之势。微观史的繁荣是对过去那种僵硬的政治性宏大叙事的反抗，它本身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微观史虽然凸显了历史的差异和人类的多样性，挖掘出过去较少为人所知的个人世界，但它无法克服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和诠释当今世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对重大问题的失语和无力，是微观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我看来，全球化的发展，逼迫着史学研究脱离“碎片化”的轨道。有一件事需要特别留意，即后现代史学在爆发之后迅速归于沉寂，与全球化步伐加快的时间节点正好重合。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后现代史学的式微具有多方面原因，但笔者以为，全球化趋势加剧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人们对全球化所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课题的关注，大大超越了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发展的危言耸听。历史学总要与历史本身共振。全球化开启了历史发展的新制式，它所引起的变动之巨，堪比地质时代地壳板块之间的组合与重构，这自然也要求史学以新视角新工具新理论对历史给以与之相应的解读。反映历史变迁的历史学当然要随着历史的峰回路转展现新姿。全球化在多大规模上展开，历史学就将在多大规模上展开理论的建构。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从大处着眼来把握过去的历史。正如史家所言:“全球化已经成为解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关键。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一种能够以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为研究对象的史学。”“研究全球化和跨文化冲突的影响下产生的复杂所需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念无法满足的，……微观历史学的实践也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为微观历史学对于描述大规模的社会变化根本不感兴趣，……对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进行的研究所需要的方法必须考虑到我们大家曾经以及正在生活其间的这个世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趋势”。(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第416—417页)从历史进程上看，全球化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宏大叙事，而全球史的方兴未艾，以及它从大跨度、大结构上对历史重新进行的体系化，都证明着宏大叙事式历史书写的生命力。当今世界格局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国的崛起，因而，构筑有关中国历史的宏大理论是崛起的中国对历史学最大的也是最紧迫的要求。宏大理论是一个国家知识体系的压舱石，代表着一个国家理论思考的深度。历史的宏大理论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其自身发展历程的深刻自觉。国家需要历史理论告诉自己从哪里来、长时段社会形态如何演变、何种动力在推动历史发展以及为什么只能这样演变和发展。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会明了国家和民族到哪里去。一个对这些基本问题处于懵懂状态的国家，无法看清历史大势，因而也就无法找到超越兴乱周期、实现持续繁荣之道。大历史呼唤大理论，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大的社会转型一定会推动宏大历史理论的诞生。西方的宏大历史理论，完全是建立在15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之上的。中国现在进行的转型，是在有着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十数亿人口的大国中进行，无论在规模上、深度上还是在典范性上，这一转型都绝不亚于西方。中国社会的大转型，也热切呼唤着与之相应的规制恢宏、统摄全局的宏观历史理论。这是历史发展本身对中国历史学发出的律令。我们必须形成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有关中国历史的宏大理论建设目前还处于徘徊阶段。1902年新史学诞生之前的中国传统史学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运行其中的是传统的天道观念;1949后，中国历史为西方话语所笼罩，为西方程序重新编码;改革开放之后，理论建设并未改变“被殖民”的状态，仍然是从西方引进名词、概念、话语体系，并以它们为准绳来衡定中国，改造中国。所以，自从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之后，有关中国历史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没有在高度自觉的前提下得到系统的不受干扰的清理。“五种生产方式”说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口径受到质疑之后，替代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建构迟迟得不到突破性进展，是中国历史研究最大的无奈。重回中国历史本体的研究，让中国历史的躯体挣脱西方话语的“洋马褂”的捆缚，使中国史重返中国，推动国人在中国史实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时序与规律，是中国史学的当务之急。当然，现在有不少学者为史学的“碎片化”辩护，甚至认为现在的“碎片化”程度还远远不够。应当承认，微观史的兴起，是对过去那种不切实际、更多带有意识形态箝制意图的宏大叙事的反叛，但有一点必须牢记，西方微观史学和中国微观史学完全是在两种不同的学术背景下进行。西方的微观研究以崛起于18、19世纪的宏大叙事为参照，这种对微观史的强调，并不能撼动宏大叙事的框架和价值观，这从后现代史学的迅速退潮可得证明。在很多方面，微观史是对宏大叙事的调整与补充。但是，中国在知识体系上从来就没经历过一个源自本土的宏大叙事阶段。所以，中国史学并没有放弃宏大叙事的资本。曾经统帅中国历史学几十年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只是对欧洲宏大叙事的拷贝。近年来日渐活跃的微观史学，其深层原因即在于“五种生产方式说”遭受质疑后，没有一个统摄全局的宏大理论可供依凭。对国内许多史学工作者来说，对宏大叙事的排斥，已成为矜夸其职业素养的标志。但西方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却是“重拾对‘大写历史’的兴趣，从全球史的观点考察世界上各个文明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王晴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美国史学家已开始纠正对宏大叙事的疏离，试图重建新的宏大叙事体系。全球史的兴盛，也反映了历史学家构筑新的宏大叙事体系的努力。像大卫·克里斯蒂安这样的史学家，已经把研究领域扩展到整个宇宙，时间范围扩展到100亿年到200亿年之间。在他看来，“在历史学科中，像是在任何学科一样，如果想理解细节的含义，理解它们是如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就必须有超越细节的眼光。如果要搞清我们学科任何一个部分的来龙去脉，我们就需要构建大的图景。”(大卫·克里斯蒂安:《为“大历史”辩护》，载夏继果、杰里·H·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在历史学界之外，宏大叙事的论述进路也备受重视。弗朗西斯·福山新近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以罕见的学术雄心展示了宏大叙事的抱负。书中所展现的大视野、大线条、大模式，使得该书甫一面世，就引起世界学术界普遍关注。在该书中，福山从渺远的史前起步，对人类数千年政治制度的历史起源和政治衰颓进行了全程考察，对人类漫长历史进程中现代政治秩序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全景式追索。这一学术考察，纵贯数千年，覆盖东西方，几乎古往今来所有重要国家都被纳入研究框架。这一努力被学者称为“超级宏大叙事”，“绝对是极度推高了的宏大叙事”，“不是一般不关注因果关系与普遍规律的历史学家所可承担”(任剑涛:《为现代政治秩序背书》，《东方早报》2013年1月20日)。要回答中国是什么的问题，必须从宏观上入手。一个整体的中国，绝不是由一张张碎片缀补而成的，它需要宏大的结构作为支撑。不错，源自西方的宏大叙事已被证明不能解释中国道路，我们可以否定那个宏大叙事的结论，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否定那种叙事方式。有关中国社会形态的讨论，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问题就一直为学界所关注，近年来，随着《“封建”考论》和其他相关著作的面世，这一问题更成为中国史领域乃至整个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中国封建社会”问题讨论的实质，是对秦至清末社会形态性质的认定。如何指称这一时段的社会，直接关系到对这一社会的整体理解、描述和分析，关系到如何重新把握和复原中国文化的独特发展之路。时至今日，尽管学界在这一问题几乎所有的知识点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由于缺乏统驭性的概念和综合，仍未找到一个从整体上来涵盖这一纵贯数千年、覆盖一千平方公里的大国在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概念，而不得不继续“名不副实”地使用“封建社会”这一遭到广泛质疑的名称。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等待史学家们历史工作者重返宏观研究。崛起的中国需要历史学家的在场，而构建新的历史解释的大框架，是中国历史学家无法推卸的社会责任。未来的雾霭，需要历史的探照;如何解释历史，决定着怎样展开未来。当今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向历史学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期待着历史研究从更宏大的视角予以回答。需要强调的是，笔者这里所说的重返宏大叙事并不是要重蹈已被推倒的宏大叙事的覆辙，这里提倡的宏大叙事不再以西方为蓝本，不再以西方为中心。它将着力于中国历史进程本身固有的结构和动力。它也不排斥微观历史，相反，它将牢固地依托这些碎片，攒造一个整体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