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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特殊的图书馆，它位于日本东京市中心皇宫内天守阁遗迹旁，是天皇的私家藏书机构；从它成立的701年（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算起，历史已有1300余年之久。这就是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它也是长久以来吸引中国学者目光的一个地方。所藏除了日本皇族资料、皇室制度史料、公文书以及日文图书外，中国古籍占有极为突出的位置。其中包括汉籍唐写本、元钞本、明钞本以及宋元以来数量可观的刊本，其中仅宋元版汉籍就有一百四十余种，这比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及美国一些著名大学图书馆所藏宋元版汉籍的总和还要多。不仅如此，这些书中还有一些是中国国内未有收藏的版本，或中国所藏为残本而书陵部所藏为全本，或书陵部所藏版本刻印较早。这些书如此珍贵，怎能不让中国学者注目！
宫内厅是日本内阁下的一个职能部门，专门负责天皇家族和宫廷事务；书陵部负责管辖的除皇家文献典籍外，还有历代陵园，故称“书陵”。宫内厅书陵部非公共图书馆，即使日本学者也少有入内看书的机会，中国学者有此机会的就更少了，所以那些珍品书籍可谓“养在深宫人未识”。
然而，随着一套书的出版，中国的学者终于可以方便地一窥庐山真面目了。这就是日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丛刊》。《丛刊》选书66种，囊括了宫内厅所藏宋元版书中最有价值者。有了这套书，中国学者像是可以随时推开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大门，进到里面随意展读。
完成这一工作的，是由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安平秋先生领导的团队。日前记者采访了安平秋和他的同事杨忠、曹亦冰等，听他们讲述了《丛刊》出版工作的来龙去脉和幕后故事。
海外收藏宋元善本最多的是日本
读书报：我们知道，宋元善本极为稀少和珍贵，那么在存世的宋元善本中，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占有怎样的地位？
安平秋：所谓纸寿千年，也就是说，纸张顶多保存大约一千年时间。而宋元刻本距今的时间正好一千年上下，即使是刻意保存，今天依然完好也很难得。因此，宋元刻本堪称“善本中的善本”，任何一部都会被我们视为珍宝。
过去日本学者阿部隆一做过一个统计，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3000~3500部宋元版图书。我们对宋元版图书的调查是从1980年代起步的，在1990年代进行得较为深入，调查的结果是5500~6000部。这又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中国大陆所藏，约为3000部，另一部分是海外所藏。海外收藏最多的是日本，大约有800~1000部。第二多的是台湾地区，有800部多一点，主要藏在“中央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研院”等处。此外美国图书馆藏宋元善本有120余部（不包括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主要藏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处。欧洲宋元善本的藏量应该也不小，我们曾经去查访过两次，看了一小部分藏书机构和学术机构（如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但尚未进行普查，还难以给出较为准确的数字。
从现在了解的情况看，日本收藏的宋元善本数量是海外最多的。其中宫内厅书陵部收藏的宋元版汉籍就有140余种之多，而且这些书质量好，书品好，学术价值高，版本价值高，自然备受我们重视。
读书报：能否请您进一步介绍一下日本收藏宋元版汉籍的情况？
安平秋：日本藏书机构中，以东京静嘉堂文库收藏宋元版汉籍的数量最多，据称有253部。这些藏书的主要基础是清代浙江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以皕宋为楼名，意谓内藏宋刻本有200种之多。但实际不及此数。不幸在20世纪初，陆家经营实业失利，经济上遇到困难，急需资金周转，无奈之下只好出售其藏书。张元济先生知道后，立即写了一份报告给清政府，希望政府买下这批书。但那时清廷摇摇欲坠，自顾不暇，没有作出反应。一些有识之士为之四处奔走，却苦于没有财力，最终也没有结果。这期间，有一个叫岛田翰的日本学者，对这批书惦记已久，曾多次到皕宋楼看书，便牵线搭桥，最后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支持，三菱财团出面，以10万日元的低价买下，运回日本，即是今天静嘉堂文库所藏宋元版汉籍的主体。
与宫内厅书陵部藏书相比，静嘉堂文库藏书虽然数量上超出，但质量还是略为逊色。因为宫内厅书陵部藏书属于天皇，其中不少都是历朝历代各藩进贡来的，自然多为精品。
此外，东洋文库藏有45到50部的宋元版汉籍；奈良县的天理图书馆也有约45部宋元版汉籍；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学校图书馆、东京大学的东洋文化研究所及学校图书馆都藏有一些汉籍善本，其中前者以明版书居多；另外像隶属武田财团的大阪杏雨书屋，以内藤湖南恭仁山庄旧藏为底子，也有一些不错的本子。
读书报：我们知道日本中国学研究的水平很高，陈寅恪先生早年有诗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就表达了这层意思。是否日本中国学研究水平高与其汉文典籍收藏丰富有关呢？
安平秋：应该说，中日学者研究中国的水平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互有高下，很难一概而论。在陈寅恪先生的年代，可能日本的一些研究成果更为引人注目。这与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有关，通过向西方学习，日本国力蒸蒸日上，学术上也吸收了西方理论和方法，故而能够优秀成果迭出。比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我们能看到日本学者的影响，这是不必讳言的；但有人因此指责鲁迅，说他曾看过日本哪位学者的哪一本书，其实也不必，鲁迅留学时受到日本学术的影响，是无可厚非的。
至于说日本中国学研究水平高与其藏书多是否有关系，应该说有，但也不必过于强调这点。日本如此重视中国古书的收藏，如此重视中国文化的研究，主要还是因为日本历史上深受中国影响，日本文化的血脉里有中国文化的因子。
不是“流失”，而是“流传”
读书报：日本收藏了如此多的中国汉籍，请问这些书是如何流传到日本的？
杨忠：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下。中国书流传到日本，情况比较复杂。首先，中国与日本有千百年的交往，商船来往频繁，通商中就包括了书籍的流通。第二，历史上，日本使臣来访会赠送礼物，中国政府也会回赠很多东西，其中就包括图书。第三，日本学者和僧人常常会来中国采购一些图书回去。第四，近代以来日本人趁人之危弄走了一些，像前面提到的皕宋楼藏书就是这种情况。另外，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也掠夺了一些。
安平秋：中国书到海外，有人用“流失”这个词来概括，我们不是非常赞同，说“流传”应该更恰当些。像中国同治年间，清政府向美国政府赠书就有两三起。美国政府曾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赠送自己国家的出版物以及农作物种子，同治皇帝回赠了10部图书和10种农作物种子，这些书今天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清朝政府还通过容闳向耶鲁大学赠送了一批书，我曾经在耶鲁大学看到过清政府赠书的文书和书单。这类情况都谈不到“失”，而是“传”，是传播中国文化。
官方的途径之外还有民间的途径，民间途径又分为商业和个人两种情况。商业方面举个例子：上世纪前半叶，一个叫田中庆太郎的书商在东京经营着一家书店，专营中国书，特别是线装书。其货源是北平的琉璃厂、隆福寺，以及上海等地的书店。王国维、郭沫若在日期间都常常光顾这家书店，其顾客还包括了日本的很多汉学家。
个人的就更多了。历史上，遣唐使、僧人到中国，都会带很多书回去。另外一些学者如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来中国，都会大量采购图书。一些日本学者的日记中有记载，他们与琉璃厂、隆福寺一些书店的老板、伙计都很熟悉，伙计们经常会一个包袱皮兜几本书到他们的住处去推销，双方讨价还价，然后成交。这方面也举个例子，长泽规矩也在中国的时候遇到一套10卷本《论语大全》，书是从圆明园文源阁散出来的，全套书他买不起，于是买走了第一册。第二年他再到北平，到了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的办公室，看到桌上放着另外9册《论语大全》。两人就这套书攀谈起来，长泽规矩也大谈这套书的价值，却绝口不提第一册是他买走了。当然，我们不能说他购买那一册书不正当，但他不告诉袁同礼先生实情，确实有点不够朋友。这件事情他记在日记中，如果我们不看其日记，也不知道。
不平等的掠夺也是一个方面。来新夏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还我皕宋》的文章，对皕宋楼藏书被日本人弄去深表气愤。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买去的，只不过是以不合理的低价买，很不地道。此外，满洲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抢走了一些书，那就是纯粹掠夺了。
谈中外交通史，有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书籍之路。有人说书籍之路是充满了不平等的屈辱之路，这个概括太简单，也不准确。书籍之路首先是一条友谊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壮举”是怎样完成的
读书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这批书如此珍贵，以前国内学者欲得一见都不容易，我们是怎样把它们复制回来的？
杨忠：这件壮举能够完成，最要感谢的是日本人长岛要市先生。那还是在1997年，长岛要市先生担任日本东京经营研究所所长，到北京大学访问，见到了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郝平教授。交谈过程中，长岛提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是他的熟人，有的还是他在早稻田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他可以牵线搭桥，帮我们联络复制这批书。其后，我和曹亦冰老师拜见了长岛先生，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再其后，由安平秋先生带队，我们在东京和长岛要市先生进行了会谈，签署了复制宫内厅书陵部宋元版汉籍的协议。当时有争议的是出版权问题，几经谈判，并咨询了日本法律界人士，最终，双方所签协议里写入了允许在中国出版这批书的条款。协议由宫内厅书陵部负责人签字盖章，并报日本文部省备案，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备了案。
安平秋：长岛要市先生对中国非常友好，一力促成了这个项目的启动和完成，很了不起。他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为了找一个和我们（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对接”的单位，他联系了他的亲戚、日本共立女子学园理事长石桥义夫先生，作为与我们对等的合作方。他还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与宫内厅、与宫内厅书陵部的人进行沟通，并帮我们落实了负责复制、核对等具体工作的人，即日本共立女子学园上野惠司教授、宫内厅书陵部的吉野敏武先生等。此外，他还提供财力支持，他筹措资金，为宫内厅书陵部买来了先进的复印机、照相机、摄像机等新设备，买纸，买胶卷，等等。
中间，工作曾一度搁浅。我们计划复制143种书，当1999年我们拿到了其中73种的时候，由于日方人员变动等原因，工作停滞了数年。这个时候，长岛要市先生已经患病，但还是决心完成这一工作，又再做各方的工作，终于在他去世之前使整个工作得以完成。记得最后一批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衔教育参赞李东翔先生于2005年回国时帮我们带回来的，是几大箱子的胶卷。整个过程中，日本朋友付出了大量心血，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友好的一片真心，这是我们永不会忘记的。
读书报：真是不容易啊。
安平秋：是的。其实后来我们曾想把静嘉堂文库的宋元版书复制了，托一个日本朋友去问，得到的答复是不同意。他们还对我们复制了宫内厅书陵部的书表示不满，他们觉得，天皇的藏书是神圣的，怎么能被我们“弄走”呢！
出版过程就是学术研究过程
读书报：复制回来之后是出版的环节，请介绍一下这一环节。
安平秋：最终，我们从复制回来的书中精选了66种影印出版。精选的标准是：（一）宫内厅藏本为海内外孤本，未见其他藏书机构收藏者；（二）在同书诸多版本中，宫内厅藏本是初刻本或较早版本者；（三）中国国内（包括大陆和台湾）藏本是残本，而宫内厅藏本是足本或较全者；（四）该书学术价值甚高，而海内外至今未有影印本或排印本者。这次影印，我们一仍宫内厅所藏这批古籍的现状，不做校改、修补和任何加工，包括日本阅读者所加的批校也予保留。
出版前，我们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一是组织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的13位专家将从宫内厅复制回来的144种宋元版古籍与国内所藏同种古籍做了比较研究，从中选择最具出版价值者。二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为影印的每一种古籍撰写《影印说明》，介绍或考订作者生平仕履，揭示该书的学术价值；并根据历代书目和存世版本考辨该书的版本源流和价值。
我们这样工作的成果之一是发现宫内厅所藏144种宋元版汉籍中至少有四种其实不是宋元版。一是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宫内厅著录为南宋淳熙三年刻本，实际是明代据南宋淳熙刻本覆刻印行的。二是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二十卷，宫内厅著录为元刊本，实际是明正统年间翻刻元泰定二年庆元路儒学刊本。三是元王幼学的《资治通鉴纲目集览》五十九卷，宫内厅定为元刊本，实为明洪武年间刊本。四是南宋刘应李的《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前集100卷、后集34卷，宫内厅著录为元刊本，实际是明初刊本。具体的考证，读者可以留意顾永新、卢伟、顾歆艺、吴国武等学者即将发表的相关论文。
从1999年复制回第一批书，到2013年《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丛刊》出版，中间有大约14年时间，我们一直在进行研究。上述就是我们研究的过程，而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丛刊》中每本书的《影印说明》里。
读书报：您提到出版的这批书都是珍本，能否给我们举些例子？
安平秋：例如《尚书正义》，宫内厅所藏为唐孔颖达单疏本，二十卷，十七册，南宋孝宗前期据北宋监本覆刻，为日本称名寺僧人圆种从宋朝带回日本，现为海内外孤本。《初学记》，唐徐坚等撰，宫内厅藏本为南宋绍兴十七年刊本，而国内已无宋刊本，所存最早的是明嘉靖十年安国桂坡馆刊本。《三苏文粹》，宫内厅藏本为南宋初年刊本，100卷，完整不残，而国内不存此本，所存最早的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南宋末期宁宗时刊的70卷本。
杨忠：比如北宋刻本，现在存世的只有十几种，分散在世界各地，堪称凤毛麟角。在我们影印的这批书中，就有三种是北宋刻本。如200卷的《通典》，国内不用说北宋本，连南宋元明的本子都没有，只有清代的本子。宫内厅藏《王文公文集》是南宋刻本，《文集》原为100卷，宫内厅本是前70卷，而上海博物馆藏有后30卷，我们把宫内厅本印出来之后，就拼出了全璧。再如《天台陈先生类编花果卉木全芳备祖》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系统的植物词典，为南宋学者陈景沂所编纂，成书于1256年，共58卷，分为果、花卉、草木、农桑、蔬菜和药物等部分，收有古代本草类图书的记载，相关的诗文、典故等等。该书国内只存有一部分手抄本（手抄过程中会出现大量错误），而宫内厅保存了该书的宋刻本，虽然是残本（存41卷），但依然是现存唯一的刻本，非常珍贵。这部书对植物学研究的意义就不用说了，其他方面价值也很多，比如前些年国内编《全宋诗》，现在编《全宋诗补编》，都可以从《全芳备祖》中辑佚。
曹亦冰：再补充一个例子。《杨氏家藏方》是南宋时期的一部医书，国内早已失传，而日本有流传。直到近代，我们才从日本获得了珂罗版影印的该书钞本，现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被视为珍宝。而宫内厅本是南宋淳熙年间刊本，更为珍贵。我曾拿两种本子进行比对，发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本子存在不少错误，如缺文短字等等。
读书报：这套书的出版对国内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意义？
安平秋：这批书有多方面的价值，首先在时间上最接近作品的源头，文字上更为可靠，是我们研读古时书可以信赖的版本。古籍整理中，其校勘方面的价值自不待言。另外，这批书对于版本学研究、印刷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这些书的用字、装帧、字体等无不传达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另外，像宋刻本之于研究宋代的避讳，元刻本之于研究元代的简体字，都不无帮助。我们的团队在研究过程中已经撰写了不少论文，相信上海古籍版问世之后，必将在更广的范围内激起一个研究热潮，催生更多学术成果。
读书报：除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丛刊》，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计划？
安平秋：此次项目，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科研规划重点项目。后来又得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支持，列入该机构的出版规划重点项目。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办将《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列为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重大项目，而这套《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丛刊》是其中的第一种，因此，这套书也是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
除了宫内厅这套书之外，我们还计划影印出版日本内阁文库（国立公文书馆）的宋元版汉籍共10种，日本国会图书馆的宋元版汉籍共5种，这两套书将由凤凰出版社在近期推出。
此外，我们对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做了仔细调查，认为这些书并不需要全部复制。我们计划以一本《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向国内介绍我们的调查结果。《图录》收书120余部，包含了对这些书的版本、刻印时间、版式等的介绍，并附有书影。该书也有望于年内出版（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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