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庭燧夫妇与固体物理研究所的早年岁月

    1982年，我从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很荣幸被分配到葛庭燧先生刚刚创办的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工作，这一年，葛先生69岁，按照老传统算是70岁。古稀之年岁举家迁徙，从零开始新办一个研究所，这种气魄和勇气不是今人可以想象的。这也是那个学术队伍青黄不接年代的特殊风景。固体所落户在合肥董铺岛，董铺岛三面环水，听起来诗情画意，今天踏上这块风水宝地，感觉风光旖旎，树青草绿，令人心旷神怡。当年情景可不是这样:几处灰旧的楼房挨着黄土地，跨越董铺水库的大桥还没有建成，通往城里只有一条破旧的绕道公路，从大拐弯到大杨店八九公里是沙土路，车子一过，尘土飞扬。一天只有几趟公交车进城，一个小时才走到半道。逢年过节，贯穿全岛东西的唯一一条马路上，抡扁担都扫不到一个人，直让人产生流放的感觉。葛先生出身在山东农村，这么一个接地气的地方，想来非常适合他的口味，短短一两年的时间他就以自己的学说影响和精神感召力把沈阳金属所一批业务骨干举家“忽悠”到了岛上，其中有他的四大弟子之一孔庆平(人称“孔二”)，还有后来先后担任副所长的吴希俊、董远达、戚震中和张立德等一批中年研究人员，剩下的人就靠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补充了。葛先生是国际滞弹性内耗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内耗与固体缺陷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固体所草创时期的研究重点。有个时期，内耗研究大有成为全所必做课题之势，连我们金属玻璃研究组也弄几个金属玻璃样品进行内耗实验。葛先生非常珍惜晚年来之不易的研究环境，他亲自挑选队伍，身先士卒，带头钻进实验室，和大家一起“摸打滚爬”(他的口头禅)。内耗组自己研制实验设备，自己制备实验样品，夜以继日进行内耗实验，反复观测记录。他们在寻找内耗峰，其实也在攀登这个传统学科的国际最高峰。我被分配到葛先生的夫人何怡贞领导的金属玻璃研究组。何怡贞被大家尊称为何先生，她由光谱研究切入当时比较热门的金属玻璃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物理圈子外知道何怡贞女士的人不多，何家可是大有来头，何怡贞的父亲何澄是早年追随孙中

    山的老同盟会成员，据说当过蒋介石的老师。何澄也是苏州网师园的主人。何怡贞母亲王氏家族也声名显赫，先祖王鏊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守竞、王守武、王守觉是何怡贞的表兄弟。她的妹妹是何泽慧院士，妹夫是钱三强院士。何怡贞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如果有大家执笔，一定可以以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的生平为线索，编出一部温婉动人的剧本来，给我们贫血的荧屏补充一点营养。何怡贞年轻时喜欢溜冰、集邮，她对自己溜冰的姿势颇为得意;她特别重情，这一点，每一个读她的传记材料和她子女的回忆文字的人都能感觉得到。可以说，在她那一代所有知名科学家中，她保留下来了关于亲情、友情和历史线索的最丰富、最细致、最完整的图片和书信文字材料。何先生比葛先生大三岁，俗语有“女大三抱金砖”之说，算是巧合。夫妇俩性格迥异，葛先生严厉威猛，疾言厉色，有时让一些“大人物”都下不来台。1988年一次学术会议，葛先生见钱临照先生在座，脱口说道:钱先生呵，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呵。了解中国科技大学那段历史的人都明白葛先生此言意味。钱先生莞尔一笑:“在政治上我们要向葛先生看齐”;何先生则和风细雨，温婉雅致，极富人性光彩。我母亲去固体所看我，何先生与她这个家庭妇女亲切拉起家常，嘘寒问暖，让母亲对这位大科学家啧啧称奇，我在固体所工作期间，每次回家，母亲都要关切地问一问她的情况。葛先生与何先生由师生恋而结合。何先生是1937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系的博士，在燕京大学物理系教书时是葛先生的老师，葛先生当年追美丽雅致的老师是很费一番功夫的。读当年葛先生写的情书让人大跌眼镜，想不到我们眼里如此“威严”的葛先生也有柔情似水、诗情画意的“昨天”:“月色依然是那样地皎洁，清风依旧是沁人的襟胸，但我却那样地感觉怅惘寂寞，忽忽地若有所失!……溪中呱呱的蛙鸣，引起我无限的感触，团团的刺猬从我足边爬过去，更使我陷入深深的冥思!……哎，我再也没有机会去按那沙沙的铃声了!我再也不能从那‘呀的一声门开了’之中，看到那一张使我喜欢，使我爱恋的笑脸了!!”这还是我们熟悉

    的葛先生吗?!葛先生用在爱情上的锲而不舍劲头一点不比用在科研上的劲头差，他让最初看来完全不靠谱的恋情大获成功。不知是不是有早年师生关系这点情结，感觉夫妇俩有时还较着劲。葛先生显然是夫妻关系中强势的一方。固体所一开始有专车接送两位老人上下班，有一天，葛先生对何先生说，所里派车接送主要为了照顾她，何先生听了很不高兴，反驳说:“那不是照顾我，而是照顾你。”为了撇清自己，两人于是都拒绝坐车，改为步行。钱临照先生跟我说过一个调侃葛先生的笑话:1990年何怡贞八十寿辰，一时道贺嘉宾咸集，众星捧月。葛先生或有点不适应配角的地位，合影拍照时面色有点僵硬，钱先生看了直乐，他当天给何怡贞题下这样一首诗:光谱晶体非晶态，驰骋其间六十载。建功立业在邦国，谁云巾帼让须眉。钱先生在他招牌式的、顽童意味的笑声中特别提到，最后一句本来是“巾帼何需让须眉”，怕太刺激葛先生，临时给改了。葛先生对自己的学术生命异常珍惜，他最讨厌别人喊他“葛老”，所里一位行政干部“葛老”喊顺口了，几次没改过来，被葛先生当我们的面狠狠教训过几次，下一次他再顺口冒出“葛老”的时候，我们都乐得差点没绷住。葛先生说“我不老，我才三十三岁”，原来他把自己的生命从1949年算起。我们私下都觉得葛先生太正统，但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术热忱和时刻冲在科研一线的干劲。葛先生夫妇俩都非常节俭，与葛先生一起出差，吃饭肯定是他私人埋单，菜可以点，但端上桌就必须吃完。一次内耗组两位同事硬是被迫无奈把点的两大盆汤都倒进了肚子，后来吃饭，闻汤色变。何先生则从自己做起，用过的信封都要翻过面来再用，或留做其他用途。现在学术交流少不了请客吃饭，许多教授学者都千锤百炼练就了能酌善饮的功夫。葛先生在公款请客上是极其“抠门”的，他恨不得把每分钱都用在科研上。那时到访客人是很难碰到固体所请吃的，大牌专家如程开甲院士来所做学术报告，都要和秘书自己烧火做饭，程先生见怪不怪，我们听了却非常

    诧异。我自己还亲身经历过一件事:1983年夏，固体所从美国PE公司订购的热分析仪器到货，全套仪器16万美元出头，当时大学毕业生月工资50元，16万美元是很大一笔钱，可见科学院对刚刚成立的固体所的支持。9月份，PE公司派其北京维修部张工程师来固体所安装调试仪器，张工程师吃了三天食堂熬不住了，含蓄地对接送他的司机毛师傅说，他的一位同事在中国科大安装仪器，受到校方宴请。何先生听说后过意不去，就想好好招待张工程师一次，当时课题组请一顿饭是要所领导批的，葛先生不同意，还扯出个理由:仪器如果不正常去找张工程师问责，怕不太方便。我有时觉得何先生在葛先生面前有点秀才遇到兵的味道(哈哈，葛先生恕我不敬)，何先生无奈只好自己掏腰包请客，在合肥城里长江路上的淮上酒家请了一桌，我也在场。固体所对年轻人要求很严，我们刚分配去的全体大学毕业生必须与研究生一起上课、一起考试，葛先生、何先生都亲自授课，1982N1983年有两门专业主课，葛先生领衔的“固体缺陷”、何先生领衔的“非晶态金属的力学性质与结构稳定性”。这就苦了几个年龄老大不小、正紧锣密鼓地操办婚事的同事，他们考试不及格已在意料之中。(这几位仁兄现在可都是所长、院长级的人物!)我未敢造次逃课，侥幸过关。内耗组一位安徽大学77级分配去的女大学生考得特别好，她因工作勤恳，作风朴实，得到葛先生悉心栽培，她现在也是科学

    院一个研究所的所长。除了开课，固体所的学术活动也很多，一般人在葛先生的讲台上做报告是要冒一点风险的，好几位“专家”级的人物都躺着中枪，有时是学术观点“不对付”;有时是“崇洋媚外”言论，葛先生听不得别人说外国月亮圆;有时是“政治觉悟”问题，葛先生也听不得讽议时弊。逼人的威严像是葛先生的名片。何先生和蔼可亲，但学术要求也一点不含糊。她说得一口漂亮的美语，对英语水平非常看重，我们几个刚分配去的毕业生第一课就是考察英语。她拿来一本英语专业书，让我们翻译前言，对英语的重视与她对国际前沿研究工作的关注是密切相关的，她的课题组每周四下午有一次学术活动，主要讨论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时也讨论国内同行的论文。她每次指定一个人先做功课，在会上重点发言，报告文章内容和自己的心得，然后大家讨论，通过这种方式，课题组成员既有效地跟踪了研究前沿，又提高了英语文献的阅读水平，受益不小。1982年固体所一下子分配来13名本科毕业生，并招收了15名研究生。我们几十个年轻人住在3号楼最上两层(5、6层)的集体宿舍，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又非常焦虑的时光。这里面有不少人都成长为学术栋梁之才，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环境、那种成长平台是很难遇到的。1985年我去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离开了固体所，现在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在葛庭燧夫妇身边工作和学习这三年是我的荣幸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