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土人伦背后的日本国民性

    提要：所谓“知日”，用著者话说是，“我真的是想学一学老一辈的知识人，他们就是想去了解一个民族，然后去摆正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关系”，故其观物也诚，落笔也正;所谓“风景”，则本书自相扑、能乐到宅男腐女，物哀、粹美到可爱风尚等一系列颇具代表性的日本物事皆作了详赡生动的论述，泛览细读，皆大悦眼目。

    周作人1928年在《日本与中国》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在他独殊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所谓中国的“特殊地位”，想必是说两国一衣带水，是为近邻，外加文化渊源上亦勾连紧密，彼此“知尔甚深”当属必然。然而诚如俄国谚语所说的那样，“脸对脸，看不清脸”，似乎恰恰是中日两国的这份“特殊关系”反倒使彼此深陷种种误解与自以为是的正解之中。一生痴迷日本文化并入籍日本的小泉八云曾说，他有一位日本朋友在临终前对他说:“再过四五年，当你发现自己根本不能了解日本人的时候，那就是你了解日本人的开端了。”这个谜一般的民族，总有种魅力勾惹得异文化中人穷尽心力探幽寻奇，可又每每如入深山空谷，林木蓊蔚，花事烂漫，一时竟不得其径。这对探勘者的诚意与心力无疑是一个考验。或有畏于这份迷失，无奈匆迫离场，之后草草走笔，但拾取面上光景耳畔虚声，令不知者误以为此乃真日本;或全然深陷于这份迷失，与之耳鬓厮磨缱绻不已，美则美矣，恐亦难免言不及义看朱成碧;唯正心诚意复心力弥漫者，方能不避枯槎榛莽，不迷柳红草青，于山椒转处窥得曲径，晴雨雪月间见出真趣。

    换言之，曲径的觅获与真趣的发现，其实有赖于对异文化的高度尊重与深度把握。失了前者，观照的对象往往沦为一己欲望心思的投射;失了后者，则终究不免当面不识真佛的悔憾。准此来看汪涌豪先生所著《知日的风景》，也就觉其不愧书名了。所谓“知日”，用著者话说是，“我真的是想学一学老一辈的知识人，他们就是想去了解一个民族，然后去摆正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关系”，故其观物也诚，落笔也正;所谓“风景”，则本书自相扑、能乐到宅男腐女，物哀、粹美到可爱风尚等一系列颇具代表性的日本物事皆作了详赡生动的论述，泛览细读，皆大悦眼目。譬如，国人向来颇为好奇的相扑，其威武严重的外表背后，其实规矩整严，在成为职业选手之前，“一个力士通常能做的就是在部屋里擦地、洗衣、扫厕所，乃或给师兄梳头”，而即便这梳头，亦大不简单，“有分缝、抹油、针挑、结辫等多道程序”，至于横纲头上的大银杏式发梢，则“必须交由专门的技师打理”;盂兰盆节时，日人“用松木烧出‘大’、‘妙’、‘法’及船形与鸟居图案，以祭慰先人”，然后“让火光映入自己的水杯与酒盏，饮下免灾”，或虔敬地拾回烧剩的松炭，认为其可驱鬼避祟;而今日日本“熟年离婚”现象蔓延开来，更有“全国亭主关白协会”，即所谓“爱妻会”者成立，向不懂经营夫妻之道的老男人们进行培训，以期在向晚岁月中，不致突生变故而落得收到妻子的“三行半”休书。在我这般于日本文化多无了解之辈看来，书中所述之日常琐细、风物民俗乃至人情世故，委实全然陌生而又勾惹人心。说其陌生，是因我辈知晓之日本，多是经由媒体形塑而出的日本，其间似是而非以讹传讹，不一而足。如今由一多年钟爱日本文化与典籍并曾于彼处讲学居停的学者娓娓说来，则前此从未闻知之种种岁时民情、山川形胜一时迎面而来，恍若乍交新友，不胜欣喜。说其勾惹人心，则是彼等小国，其文化内部之肌理褶皱，竟如此绵密繁复，而每一处纹理又似乎勾连着更深密的知识传统，不由你不作更深闳的追索。而这也就是著者的深密用心。

    马克思·韦伯曾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则认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书中所述的种种日本风景，自然也是这张巨大的意义之网中的一部分。我们所能做的和应该做的，就是经由析解这诸般风景，进而理解风景背后的巨大的意义之网。

    在日本能乐的单一漠然之中，其实透着一股“寂灭之美”，因为“在日本人看来，能体认万物寂灭的本性，是建成真实人生的基础”。而只有当你实在感知了这种美，才会懂得何以日本的陶器，每多素烧、熏烧，不事繁缛与华美，何以日本茶道讲究“和静清寂”，要人在静寂低回的氛围中，引起难以名状的感动，最终抵达一种美的意义上的余情和幽玄，又何以日本的文学每多着墨人生的枯淡，垂注死亡的美学，乃至在世界多数国家视为罪恶的“自杀”，其实正“显示了日本人精神构造的严酷与冷峻”，并“契合着个体对寂灭之道的深切的感知”;而多为人夸赞的日本“职人”传统，更深在处在于职人们将一己手艺“视作一种可终身以之的精神修行”，在长久的含玩体验中，“获得安身立命的快意”，而日本文化中特有的“悯物意识”并日人的深刻纤敏，自也是“职人根性”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至于我们时常慨叹的日人每遭大变，却从无慌乱，与其说是他们多礼与克制，毋宁说是他们信奉人世无常，持守“平静接受命运的安排”的规训，在万物流转中找到向死而生的道路。

    这样一种就异文化中的日常世相作不避琐细却又充分考察其文化传统的“深描”，让我们想起马克思的名言:“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所谓的“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于今思之，或不惟是材料的涉及面的扩大，也不惟是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此前为人轻忽的社会文化方面，更要紧的是，我们需要通过对诸如语言、仪式、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服饰、信仰、游艺节庆等种种文化象征的分析，深入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意义。一如荷兰学者赫伊津哈所谓:“如果我们看不到生活在其中的人，怎么能形成对那个时代的想法呢?假如只能给出一些概括的描述，我们只不过造就了一片荒漠并把它叫做历史而已。”再回到日本。托夫勒在其名著《未来的冲击》中指出，当人们生活中牢牢存在着某种稳定不变的因素时，他们就能更有效地应对剧变。正如有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日本之所以能在世界占一席之地，非仅因其经济之发达、技术之精良，最根本的原因或许是日本自始至终承续了他们那坚实的传统，并在任何一次自我更新中，都很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他们那里，传统从来不是现代的障碍，相反是现代的起点与基点。本文开头所引周作人之论，其实周氏批评中国于日本全无了解之外，暗含着另一层意思，即中国又何尝真正了解过自己?当我们对异文化从来不感兴趣，抑或自以为是的指指点点，最严重的结果，并非是我们对于异文化不够了解。

    透彻点说，日本文化并不因为我们的误解而有损什么，相反倒是自身文化视野的狭窄并观照方法的陈旧，将会使我们无法真正了解自己，也就根本无法做到如作者所言“摆正”和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关系。昔年周作人特为劝人“离开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由此“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认为这“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深究其义，则是周氏很早就敏感地意识到日常风景，实在构成了人们整套生活方式的底色，它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部分，并且牢固坚实地发挥作用，留下我们往往事后才真正意识到的历史印记。对一国而言，我们读解风土民俗，就是去读解并阐释这一国历史的“印记”。对他国而言，则是在彼此风俗的辗转变换间，去窥见“印记”与“印记”的罅隙与褶皱。在这背后，或是方隅不同而致的生态类型多样化，或是各民族迥异的生活习惯和习俗信仰，或是历史的断裂与承续造成的外在迁变，它们不仅合力为我们展现出一整幅生活的图景，更深在的意义则是提醒我们必须不停转换窥看历史的维度，经由人伦日常敷演出历史曾经有的生活影像，经由具体的生活实物建构出可能的历史情境。明人陈锡仁《冒宗起诗草序》有言:“尝论文字如美人，浮香掠影，皆其侧相，亦须正侧俱佳。今文字日媚日薄，可斜视不可正观，正如美人可临水，不可临镜。”移来评是书，则著者一路叙写日本风景风物，正是侧写美人，而其处处以文化传统为准地，则是笔笔中锋。之于借异域之眼考究本国传统，两相比较，更是忽而临水，忽而临镜，要之欲令美人益美，佳人益佳，洵为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