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洛克的《十二个》：“天鹅之歌”与“革命基督”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转瞬即逝，成为历史中的文本记忆;21世纪势不可挡地突如而至，悄然走入每个人的个体生活。穿过神秘而残酷的线性时光隧道，历史长河中屈指可数的二十余年，对于俄罗斯和俄罗斯人却是惊心动魄且耐人寻味的年代，尤其是在动荡不安、波诡云谲的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猝然解体让人始料不及，更让人沉思不已，一如当代俄罗斯学者B.C.巴耶夫斯基所言:“俄罗斯，一个奇特的国家。一个在世纪中期坚持下来并取得战争胜利的国家，一个为全人类历史付出了最多的鲜血和牺牲的国家，而在世纪初和世纪末，在一百年的运动中，在为了幸福和自由的不顾一切的冲动中，从内部自己摧毁了自己。”二十余年间，苏联的解体、俄罗斯联邦的成立、市场经济的急剧转型，个体感受的苦乐欢辛、宗教发展的蔚为大观、文学转型的成败得失，悄无声息地走入历史深处，却又在历史烟云中时隐时现。今日的俄罗斯，苏联时期痕迹与时尚商业消费，个人崇拜思想与自由民主呼声，集体主义传统与个人主义意识，十月革命遗产与东正教建筑等悖论性因素，光怪陆离地共存在一块，巧妙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如何理解这种悖论现象，怎样诠释这样的时代变革?百年前，著名抒情诗人勃洛克曾经满怀激情，将类似的现实生活体验入诗，创作出充满诗意体验和象征意味的长诗《十二个》，形象地揭示了复杂时代与宗教传统、社会变革与个人体验的隐蔽关联。作为“白银时代”象征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亚·勃洛克(A.A.5“o“，1880B1921)得到同仁的极大肯定和认同。向来桀骜不驯的未来主义派诗人B.马雅可夫斯基，也认为勃洛克的诗歌“代表了整整一个诗歌的时代，……对当代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意味着“整个诗歌的时代”;阿克梅派诗人A.阿赫玛托娃则称勃洛克为“20世纪的里程碑”，认为他是“白银时代”诗人最典型的代表;在M.高尔基的记忆里，“勃洛克无论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作为一种个性，都是美丽得惊人”。十月革命以其势不可挡的洪流和锐不可当的气势，涤荡着勃洛克眼中的旧世界，也影响着诗人的思想意识，由此十月革命成为勃洛克诗歌创作中的一个分水岭。十月革命之前，勃洛克创作了反映“喜悦—痛苦”象征内涵的诗剧《玫瑰花与十字架》(1913)，表现“音乐与光明的旋风”式的爱情组诗《卡门》(1914)和《竖琴与小提琴》(1908—1916)，以及思考人之使命的长诗《夜莺园》(1915)。十月革命后，勃洛克以整个的身心和全部的感情去迎接它，在“人民群众的自发力”中看到旧世界的毁灭和新世界的崛起，并在政论文章《知识分子与革命》(1918)中号召人们“整个身体、整个心灵、整个意识———倾听革命吧”。带着这种革命激情和反思情绪，勃洛克创作了后期代表作———长诗《十二个》

    (ДBehaДUatb,1918）。

    “天鹅之歌”如何唱响

    长诗《十二个》是勃洛克后期创作的代表作，被托洛茨基誉为“个人艺术的天鹅之歌”，集中体现了诗人对人民和革命的看法，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准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两个月后，勃洛克面对着摧枯拉朽、充满理想的“人民群众的自发力”，思绪纷涌，在从酝酿到搁笔的20天里，他借助灵感的“自然力”，一气呵成，创作了长诗《十二个》。长诗集合了勃洛克自1910年以来所集中探讨的主题:人民与革命、知识分子与人民、知识分子与革命以及俄罗斯的命运等。这是诗人后期精神探索的延续和总结。诗作形式精巧，构思巧妙，结构严整，构架了三条充满戏剧性的情节线索:线索之一是，“彼得鲁哈—卡奇卡—万卡”三人因感情纠葛而引发的悲剧故事;线索之二是，十二个赤卫队员在彼得堡大街上，伴着雄壮的歌声迈着自豪的前进步伐;线索之三是，老太婆、资产阶级、贵太太、神甫、流浪汉等不同阶层、不同意识、不同身份的民众对革命的不同反应。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黑夜”里恣意横行的“暴风雪”、“大狂风”等自然背景之中。由此，三条情节线索既彼此独立，情节完整，又相互交织，对比鲜明，彰显出革命洪流的势不可挡，抨击了沙皇专制统治的保守黑暗。在作者笔下，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现象具有强烈的隐喻意义和审美的修辞效果:“黑夜”象征黑暗和腐朽，“暴风”、“骤雪”、“狂风”隐喻着强有力的摧毁力量和运动革命过程中的混乱无序;“白色”象征光明和纯洁，而“癞皮狗”、“饿狗”、“丧家犬”、“无家可归的狗”则隐喻行将就木、即将毁灭的旧世界。在诗中，旧世界的灭亡和新世界的诞生，直接与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而来自城市底层的十二个赤卫队员则是人民的代表:

    我们的伙伴出发了，到赤卫军中去服役———到赤卫队军中去服役———抛头洒血在所不惜!

    由此，在革命期间彼得格勒街道后面，面对着百废待兴的废墟，诗人看到一个新世界即将诞生，一个新俄罗斯正在崛起;在巡逻的十二个赤卫队员的身后，诗人看到奔向未来的人民大众，一个人民做主的时代正在到来。在“拿着旗子的基督”的带领下，“他们迈着雄赳赳的脚步走向远方”———这面旗帜鲜艳而巨大，充满激情和感召;这个基督虽无迹可寻，但充满号召力和革命激情;这些脚步坚定而执著，豪迈而有力;这个远方，虽朦胧却美好，虽未知却美妙。这些形象共同体现出诗人对十月革命、人民群众和未来世界的认知立场和价值诉求———向旧世界报复的“革命风暴”，是涤荡肮脏、消除苦难的暴风雪，是正确而伟大的;跟随基督前进的“十二个赤卫队员”是新生活的代表者和捍卫者，是人民自发力量的表达者，同时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性;而未来新世界则是符合宗教道德的，也是朦胧模糊的。值得注意的是，勃洛克比较客观如实地描写人民群众的代表———十二个赤卫队员，并没有将其理想化、片面化和妖魔化。在《十二个》中，一方面，十二个赤卫队员清楚自己是人民群众力量的表达者和象征者，意识到自己崇高的革命职责，并随时随地用激情和力量履行打破旧世界的职责，捍卫新世界的理想(“保持革命的步伐不甘心的敌人没有打瞌睡”)。另一方面，这些人在心理上表现出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极端主义情绪。作为长诗线索之一的赤卫队员彼得鲁哈，竟然开枪打死自己的恋人卡季卡，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赤卫队员的极端破坏性和强烈情绪性，也使长诗蒙上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对此，勃洛克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您怎么认为?认为革命是一首田园诗?认为创造不会破坏自己道路上的任何东西?认为人民是乖孩子?……最后，还认为，‘黑’与‘白’出身之间的争斗会‘不经流血’，‘没有疼痛’地解决?……”

    “革命基督”如何诠释

    耐人寻味的是，对长诗的标题“十二个”，对中间若隐若现、结尾处明确出现的基督形象，俄罗斯评论界向来见仁见智，言人人殊，甚至彼此对立，迥然相异。有人认为，基督形象是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象征，象征着革命者的共产主义理想，乃是一种宗教式信仰;有人认为，基督形象是符合教规的《福音书》里的人物，基督是美好未来的象征;有人认为，基督形象是异教的基督，是古老信徒派“燃烧的”基督，是永恒的女性气质的化身;也有人认为，基督形象是一个超凡脱俗的超人，是一个融合了西方外来思想和俄国民族传统的艺术家;更有甚者认为，基督形象是一个反基督者，一个敌基督者，是一个充满革命暴力的基督。可以肯定的是，标题“十二个”具有象征意义，十二个赤卫队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长诗在结构上分成12章，这与标题似乎又有着某种形式关联和内在呼应。而抽象的基督隐喻着什么呢?对此，诗人曾表示，他写十二个赤卫队员和基督形象，将二者并置共存，是一种内在意识的宰制和牵引，它们隐藏在一个“在前面奔跑着的斑点”后面，陷入灵感的迷狂状态之中，斑点巨大而光亮，“激动着和吸引着我”。至于“拿着旗子的基督”，在勃洛克看来是比较模糊的形象:“‘既是这样又不是这样’……当旗子随风飘动(在雨中或是在雪中，更主要的———是在夜色的黑暗中)，就想到在它的下面有某个巨大的人，曾经和他有关的(他不是举着，不是拿着，怎么样呢———但我不会讲)。”不仅如此，诗人还曾经在笔记本上写道，基督形象是一个“女性的幻影”，凡此种种。如此看来，模糊的基督形象具有诠释的多样性:既可以理解为对革命的道义上的认可，也可以认为是崇高的道德理想的象征;既可以理解成对新世界的诞生和精神的改造的期待，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凌驾于人间之上的抽象力量，更可以认为是一种未来乌托邦世界的认同与召唤。然而，形象的诠释是有限度的，一如意大利符号学家安伯托·艾柯所言，“说诠释(‘衍义’的基本特征)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蔓延’。说一个文本潜在地没有结尾并不意味着每一诠释行为都可能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在神秘的创作过程与难以驾驭的诠释过程之间，作品‘文本’的存在无异于一支舒心剂，它使我们的诠释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到处漂泊，而是有所归依”。俄罗斯学者图尔科夫在《勃洛克传》中认为，“诗人不是占星家，他的诗不是占星图。在诗中寻找对具体事件的预言，……这是可笑的”，勃洛克虽然看到人民运动的洪流和摧枯拉朽的革命是“生活的开端”，但对究竟谁可以拯救黑暗的旧世界，建立美好的新世界，并不明确和清晰。国内学者郑体武从诗人身份和诗歌审美角度出发，审视和诠释革命基督形象，其看法别有一番新意:“从作者本人的解释可以看出，《十二个》的基督与其说是一个抽象的幻影，不如说是对社会历史巨变的一种诗意体验。”综合各种观点，大致可以说，诗人通过基督形象给予十月革命和人民群众一种道德解释和象征认知———任何革命和信仰都是在传统和遗产上建立起来。事实上，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苏联发展道路的确定，既有来自西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诱惑，又有俄罗斯集体主义理念传统的支配和东正教乌托邦意识的渗透。

    研究与传播

    作为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之作，长诗《十二个》的革新之处不仅仅在于外在形式的不同，更在于内在诗学的革新。就外在形式而言，长诗具有一种历史转折时期复调式的众声喧哗，而这种声音首先来自广大人民群众。于是，长诗中有了口语俚语的词汇、街头清晰的人声、崇高昂扬的词汇以及低级卑俗的词语，有了演说的语调、口号的语调与抒情的语调，有了民间短歌与进行曲的融合，有了小市民的浪漫曲与人民的革命歌曲的并置，有了三音节诗格的变体、无韵的诗歌与抑扬格、扬抑格诗格的共存。所有这一切，无论是音韵的还是节奏的起伏，无论是词汇的还是语调的变化，无论是人民的还是贵族的声音，有机地融合成统一的艺术有机体。就内在诗学而言，长诗通过象征和写实的手法，从革命的“艺术的海洋”中杂取种种意象，以革命的激情和全身心的召唤，将象征的符号性、音乐的节奏性和史诗的宏阔性巧妙融合，形成气势磅礴的诗歌乐章。有意思的是，作为五四运动后最早译介到中国的俄罗斯现代主义诗人，勃洛克和他的长诗《十二个》受到鲁迅的极大关注和重视。1922年，饶了一根据英文转译的长诗《十二个》，在《小说月报》上刊出;1926年胡成才根据俄文译出该作，由北新书店出版。鲁迅热情为中译本《十二个》撰写后记，称“当革命时，将最强烈的刺戟给与俄国诗坛的，是《十二个》”，并根据诗人的创作和生平剖析十月革命时期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及其走向趋势。鲁迅的评论虽非长篇宏论，但却精辟独到，深刻有力。他指出，勃洛克“究竟不是新兴的革命诗人，于是虽然突进，却终于受伤，他在十二个之前，看见了戴着白玫瑰花圈的耶稣基督”。后来，鲁迅又多次论及勃洛克及其诗作。此后，1937年浦风、1946年汪玉岑、1946年戈宝权等人都曾翻译过《十二个》，前两者的译作现已难觅踪迹，而戈宝权的译文则忠实于原作，音韵贴切，意象丰满，流畅通晓，备受好评。随着意识形态的解放和自由空间的拓展，今日俄罗斯文学界已不再一味称颂或简单否定勃洛克，而是力图客观真实、实事求是地评价其贡献与局限、成就与失误、矛盾与痛苦。于是，一个更加完整真实鲜活的勃洛克形象，呈现在文学界、知识界、读者群面前。作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里程碑式的作家，“具有神奇的天赋”的勃洛克以散发着“朦胧的光华”(格·伊万诺夫语)的诗歌创作，在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史上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席位。“在20世纪初的诗人中，无论勃留索夫还是别雷，无论安年斯基还是巴尔蒙特，谁都不如勃洛克对俄国诗歌贡献巨大。他们的探索和发现具有很大的独立价值，他们每人都对所生活的时代的复杂性有着自己的理解和体验，但只有勃洛克注定要创作出新型的抒情诗。”(勃洛克研究专家多尔戈波洛夫语)既要理性正视民族传统和精神信仰，又要着眼美好未来和理想世界，更要敢于担当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因为复杂的生活与时代注定无法斩断其与历史和传统的关联，任何事情都是在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许是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给当下世人最重要的思想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