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不知身是客”———第九次访台记

    2013年初夏第九次穿越一弯浅浅的海峡，穿越这横亘于国人心中的深深沟壑。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穿越点不是台北，而是由山、河、海交织而成一个魅力十足的高雄港，心中自有一份环岛一圈圆梦的惬意。可出人意料的是，迎接我的竟是女警和警犬。

    警犬恶狠狠向我扑来

    5月28日傍晚到达高雄机场，还未取大件行旅，一位女警突然牵着汪汪叫个不停的警犬向我扑来。旁边的旅客均前来围观:“这人是否带了毒品?”我连忙向警察申辩，自己是遵纪守法的良民。女警根本不听，要我把随身带的手提包打开。我想糟了:是否有毒贩把海洛因转移到我的挎包里?女警把手提包翻了个底朝天，可什么都没有发现，只看见有一把疑似毒品的“泥土”。我解释说:这是一位阔别武汉多年的老兵托我在黄鹤楼畔蛇山上挖的一撮泥土，供他解乡愁之用。她不满意这个回答，再一次查找仍未发现“白粉”，却意外地看见挎包中有一盒方便面，她没等到我的同意立即撕开:里面有一包碎肉做的佐料，女警连忙说:“就是它!”我听了后感到一头雾水，原来警犬闻到的便是这香喷喷的牛肉，它和水果一样均属违禁品，害得我虚惊一场。待我取到大件行旅时，警犬已忙着与另一位带肉的旅客周旋，可我那“危险”的行旅箱中仍有三袋送文友的干制武昌鱼，我连忙逃离“作案”现场。我稍事休息后，将泥土送给离住地不远瘫痪在床的武汉老乡。这位老兵当年在淮河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使他无法返乡。他接过泥土后，顿时热泪盈眶，一再将泥土嗅了又嗅然后安放在床头，并不由自主地口诵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天的悲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见兮，永不能忘!

    从“巨蛋”到“长官”

    台湾分为“蓝天绿地”两大板块，高雄地区由民进党主政，是典型的“绿地”。可我一下飞机，迎面而来的是“中国石油公司”、“中华邮政”、“中华电信”等广告，使我倍感亲切。当然，用词的差异仍到处可见，如当我看到“汉神巨蛋”这个招牌时，对“巨蛋”二字感到困惑。原来这是2004年8月开工兴建2008年7月落成似“巨蛋”般硕大的超级购物广场。5月29日早上，我因找吃饭的地方在这水光交错的街头溜达，发现一家餐馆有一道菜叫“大陆妹”。一打听，原来是生菜。据说此菜系由大陆女子引进，故有此名。还有一种珍珠奶茶叫“包二奶”，这是大陆流行文化又一次“入侵”岛屿的例证。更出奇的是，一家餐馆的食谱中有“科学面”，我百思不得其解，便点了一份，可端上来时我先是瞠目结舌，继而感到冤家路窄，原来是在机场给我惹过麻烦的那种方便面!我的一位文友喜欢美食，常在高雄各小吃店间流连，他递来一张葱油饼外加一杯永和豆浆说:这是地道的台湾风味，你一定要吃。我吃了一小块油饼，感到比大陆的薄，有酥酥的口感。我和他边吃边逛，只见沿途不少学生背着“高雄国(民)中(学)”的挎包，我却按大陆从左至右的习惯读成“中国雄高”。这里的确是中国的领土，建筑物既“雄”又“高”。一切似曾相识但陌生，感到好似在福州，又像在广州，真有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感受。我下榻的宾馆是龙翔商务大饭店，那里有一群从广州、苏州来的游客，当听到台湾导游称大陆领队为“长官”时，大家都不禁莞尔一笑，并马上入乡随俗，称张领队为“张长官”，张领队也欣然接受。

    简体字?繁体字?

    5月30日，由陈瑞山教授带领我访问台湾文学馆。31日上午，我在高雄第一科技大学作《台湾文学在大陆的接受与传播》的学术报告时，特地带去用简体字制作的U盘。听众头一次看到简体字讲稿，感到很不习惯。有一位同学按当地“政治正确”的标准，建议我将题目改为《台湾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我说:“如果用‘中国’，那潜台词台湾就不是中国了。”

    这使我想起在台北出版的《笠》诗刊，把大陆作品置放在“海外来稿”专栏，还把我的一篇谈诗的文章放在“国际交流”栏目里。另一位同学则向我“抗议”:简体字在破坏中华文化。这位同学尽管与我观点不同，但他毕竟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并想卫护中华文化，这使我感到有对话的空间。

    应该承认，大陆当年发布简体字没有考虑到对外交流，把面孔的“面”与面条的“麵”混淆，容易引起歧义，这就难怪20年前我第一次在武汉接待台湾作家吃“刀削面”时，他竟说“刀砍面孔血淋淋的，我哪里还有食欲。”后来我又请他吃“冷面”，他说“冷面孔怎么可以做广告!”。他称大陆是“愛”无心，“親”不见，“”不“生”，“”空空。这种说法无疑有偏见，可他仍觉得“尘”“灭”这两个简体字造得形象生动，几乎可与物质元素氧、氮媲美。我跟高雄科大的同学们说:文字书写由繁到简是规律。如果认为繁体字最好，那大家就应该去写甲骨文。提倡简体字不光是共产党人，国民党人也提倡过简体字，像吴稚辉、赵元任、胡适、罗家伦及1950年代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任卓宣(即叶青)就主张使用简体字，可惜未被当局采纳。6月1日，夜幕低垂时，由《广东文献》总编辑周伯乃带我去参访“台北梅县同乡会”，说这里可以见到我同村同湾的老乡。我半信半疑，到了后果然与会者全姓古，且与我同村，我又一次有“梦里不知身是客”之感。其中有一位邻村的同乡，居然认识我半个世纪前过世的养父和养母，还知道我小时候的故事，这种人在大陆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哟。这个同乡会不仅有梅州地图，而且有详细的梅县地图。我们均用纯正的客家话回忆小时候吃的盐鸡、酿豆腐和锤圆，真是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可惜这个同乡会年龄严重老化，外省第三代极少人加盟。

    逛五星级书店

    每到台北必去重庆南路的书店一条街，这次在拐角处猛然看到有一家百年老字号的商务印书馆，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宽敞，更没有北京商务印书馆那样豪华，但让我感到很亲切，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怀旧味，正像邂逅一位久违的故人。忽然觉得这是民国时期的书店，文友杨向群由此感叹“怪不得台湾的女士大都温婉，宝岛的男士多有风度。”台湾有许多爱书人。中国文化大学张健教授向我讲起他学生的故事:有一位同学平生从不买书，却兢兢业业地把自己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一本本包好、刷新加上覆膜，整整齐齐地收藏在他公馆的某一个隐秘地点，其庄重虔敬，不亚于面对祖先牌位。另一位当了总经理的学生，专买大开本的精装书放在客厅的大书柜里———这里讲的所谓书柜，其实是前任酒柜改装而成。这位总经理从不看重书的内容，而最着重的是书的外表，连带的是书柜的质料、型式、花色、高度、位置等，以衬托自己的儒商身份。而有“书虫、书痴、书淫”之称的张健本人由于教唐宋诗词，所以他最爱把书当古董那样珍藏、品鉴、爱抚，甚至精挑细选一些善本书铺在被单下面，绝版书则压在枕头底下，以防孔乙己夜半光临。由于嗜书，经常到“诚品”彻夜不归，因而人比黄花瘦。张教授睡相特别细致，绝对不致一打鼾波及宝藏，一翻身殃及善本。写书人也是爱书人。我正在做《台湾新世纪文学史》课题。为补充养料，我经常到台港澳书店“充电”。在“充电”过程中，发现不论是重庆南路的书店还是师大路的二手书店，经营者均抱着做“慈善事业”的心态在开店。如果不亏损，他们会把赚来的钱全用在与书有关的店面的空间设计、新书发表会、演讲会和研讨会上。读书人最大的梦想是逛“今夜不打烊”的五星级书店。这种书店在美、英、法、日各地都有。

    这是一个像“巨蛋”那样极具综合性及大型化的超级商场，门市看起来很酷，设计呈贵族态，衣冠不整者严禁入内。老板把各类图书分层放在不同的楼位，读者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书。如果找不到，他会帮你寻找。另设有少量的椅子和沙发，可供“打书钉”的人在这里长久地看书。台湾的书店种类之多，大陆难于比肩。具体说来，有为普罗大众优先考虑的“金石堂”，有以理想和热情填补与现实差距的“自然野趣”，另有顶尖的音乐专门店，有打造学习的希望工程的“书林”，有以卖学术书著称的“上海书店”，坚持另类品位的“唐山”，揭开台湾“新消费主义时代”的“法雅”，专卖本土书和台独书的“台湾的店”，有以卖教科书为主的“五南”，有塑造青少年休闲生活乐园的“幼狮”，有领导社会但不被社会所领导的“三民”……最理想的当然是24小时营业的诚品连锁店。我是这家五星级书店的老顾客。当我和朋友相约“在诚品门前见”，“诚品”便成了台北的新地标。

    有一本书叫《在台北生存的100个理由》，其中有“诚品”这样的五星级书店可逛，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和以往不同的是，我这次到台北是清晨6点钟逛诚品敦南总店。在大陆，我早上起来是逛菜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天蒙蒙亮时到书店休闲和购书。这时许多人还沉醉在甜蜜的梦乡，可“诚品”并没有“门前冷落鞍马稀”。虽然没有看到人潮涌动和摩肩接踵的状况，但仍有一些夜猫族、早起族或喜欢清静的独行侠族在这里流连。在台湾，书店已成了一种热门行业，当大陆的许多民营书店纷纷倒闭时，这里的书店却越做越多，如“汉神巨蛋”就有品位不低的书店。位于师大路的“旧香居”，在台湾大学门前开了分店。在台南，不仅有“府城旧书店”，而且在成功大学附近有“墨林二手书店”。他们的生意均很火红。当我问老板你们是否需要“保卫书店”时，他听了好生奇怪:又没有人来砸书店，何“保卫”之有?我解释说:这是大陆《中华读书报》提出的一个口号，意指实体书店受电子书和网上购书的冲击，不是萎缩就是倒闭。他说:“台湾图书市场确有被网络吞噬的情况，但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守卫自己辛苦建立的文化城堡。”的确，一座城市是否有书香、有文化，一个重要标志是看这座城市是否有一家品位高的书店。有些城市文化不及格，与书店办得不好有极大的关系。6月2日下午，从台北教育大学到台湾师范大学查资料，刚进门即遭遇南投县大地震，整个图书馆的桌椅在摇晃，可同学们习以为常，没有任何人惊慌失措。这是我到台湾第三次碰到的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