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类学》:试创非西方的理论范式

    但凡一门学科的论证和成立，必须仔细厘清和论证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要面临的就是认识论层面的问题。其次，在论述学科历史的时候，必须辨析学术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差别和联系。某一学派及其生成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形成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经验，地方性的民族志经验与建构普世性的理论范式之间的张力，是大多数非西方人类学学科或者学派都面临的问题。

    徐杰舜和刘冰清所著的《乡村人类学》较好地涉及和阐述了上述三个层面的问题。有关乡村人类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徐著形象地将其称作文化土壤的价值取向，也就是乡村本位的问题。徐著传达出这样一个理念，为了在当下获得理论发展，我们必须批判和继承前人在各个领域所产生的思想和知识洞见，并将其纳入自身这一有机体中。《乡村人类学》一书正致力于这种普遍性的理论范式的梳理和建构，从而使得中国的乡村人类学不至于沦落为以西方为主位的人类学的一种补充形式。

    乡村主位(或农村主位)是近年来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一个核心概念。有些学者将西方的经验、理论和话语简单地套用和剪裁中国的经验和知识体系，吴毅和贺雪峰等人在批判时指出，中国乡村建设派在试图理解当下的中国农村“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一点上形成“合谋”，并因此形成共同的话语场域。这种话语场域主要不是通过追求对话以寻求价值，而是偏重经验研究来激发理论;主要不是通过学科建构寻求发展，而是着意于问题透视以理解社会;主要不是以追赶世界先进学术为指归，而是以服务中国建设为目的。因此，在研究上，主张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三农”问题为指向，以乡村治理为内容，以农村发展为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乡村人类学》也体现了这样一种乡村主位意识，试图从人类学的线索回答中国农村以及中国农民“是什么”和“为什么”，因此具有浓厚的问题意识、经验意识和现实关怀。

    此外，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文化自觉在于把我们文化中的好东西加以提炼并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所以乡村为主位的中国人类学派以及乡村建设学派都必须保持一种警惕，既要保持本土的意识和地方性民族志经验，同时也要胸怀建构普遍性知识范式的目标。

    对于学科之下的学派的建立以及意义，徐著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深刻反思，分析了人类学中国学派为何在国际人类学界长期缺位，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长期缺位使得中国人类学界缺乏理性批判精神和深入细致的学理分析精神，最后对创建人类学中国学派的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一个学派创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人类学史学家斯托金在论及博厄士的历史人类学派时，称其塑造了美国20世纪整个人类学的品质。仿照美国博厄士历史人类学派发展壮大的轨迹，我们也可以为中国的乡村人类学设计一份发展的蓝图:形成一个研究重镇，产生杰出的学者，出版一份有分量的刊物，并力争对未来中国人类学的品质产生影响。

    以乡村为主位的人类学在论及乡村与国家的关系时，一定是从乡村的经验以及地方性知识这一视角出发的，这是一种从下至上、由内而外的视角。乡村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多少类似于维柯所谓的“诗性的智慧”:乡民表述自我、认知事物的修辞策略，村俗语言及行为实践成为理解地方性知识的重要途径和文化手段。此外，地方性知识多少类似于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它总是相对于一种外力而存在，这一外力就是现代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下移和改造，乡村与国家两种力量在互动过程中，此消彼长，通常会出现多种形式的共谋关系。

    徐著在论及乡村的村治、文化的多样性及其保护以及社会控制时，显然是从地方性知识这一视角出发的。我们在上述三章看到的是蓬勃兴旺的乡村文化场景，其中既有传统的传承与再造，又有乡村文化自身所具有的认知、整合、调适和教化功能，同时也包括乡村权力的运作方式，以及自身的社会治理和控制。在这样一幅“无为而治”的田园图景背后，我们应该能看到地方性知识在其间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所进行的治理和调适。地方性知识延展的方式和策略因此成为考察和阐释这一系列乡村文化现象的关键。

    总而言之，《乡村人类学》是在全球化与地方社会的张力下，具有深刻文化自觉意识的著作。它表明，一门有希望的学科应该建立在对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的关怀上，并以此定位学科的理论及实践，因此具有强烈的乡村问题意识和主位意识，足以引起我们对中国过去和当下的社会科学体系加以集体的反思。《乡村人类学》将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史与思想史交融贯通在一起，纵向上阐明了相关的人物、事件、过程及其意义的逻辑关系，横向上将各种思想、学派、理论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具有中国人类学的知识考古的意义。

    《乡村人类学》，徐杰舜、刘冰清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6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