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引题：
我的观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长年来积蓄其中的儿童生存问题已经到达了一个“爆发”的节点。我们的儿童研究应超越一般和泛化的社会道义批判，揭示其内在的成因、症结，并为改善当代儿童的生存提出操作理论层面的对策建议。
中国“儿童学”学科建设
2007年，当我和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提出《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系列编撰工作的设想，并开始启动这一工作计划时，我们怀着这样一个“野心”，即尝试通过对于国内儿童文化研究成果的综合梳理与深度考察，为中国当代儿童学的学科建设开辟一条可能的初始路径。与这一设想形成呼应与配合的另一项工作，是2008年5月，在年度报告工作进展期间，我们借《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的“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专栏”推出了儿童学学科建设笔谈，邀请校内外专家就儿童学学科的历史、现状、趋势、建设方向等问题展开学理性的介绍和探讨。2011年11月开始，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设了“儿童文化研究”专栏，陆续邀请国内学者围绕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多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学者呼吁“使儿童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很有必要”》为题发表了专访文章。这几项工作，既是对浙江师范大学原有的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想要通过这一研究传统的推进，来与国际范围内持续升温的儿童研究事业形成一种及时的呼应和对接。
我们看到，从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儿童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地位有了十分明显的提升，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许多院校、机构内设立了儿童研究的专业课程乃至专业系所，同时，这一研究领域的工作也越来越与国家以及地方政策法规层面的工作相关联。
《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的系列工作，很大程度上正是想要在综合当前中国语境下儿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地编织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的总体框架，为儿童学学科体系的当代构建提供一种思路，为儿童学的建设提出一个可供参考的学科框架。我想特别强调这里的“创造性”一词。也就是说，年度报告的工作远不只是像它看上去所做的那样，对每一年度出现的国内儿童文化研究成果加以机械的综合，而是包含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其中，对于各领域研究成果的搜集、选择、取舍、分类、编目、述评等工作，都介入了大量的创造因素。以年度报告的目录形成为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完成文献的初步搜集和整理工作之后(这一采集和整理工作本身就包含了我们此前难以想象的巨大艰辛)，2007年年底，我和年度报告的编撰者们面对着排满整张大会议桌的年度文献，一次又一次地探讨应该以何种方式清晰、充分、层次分明地呈现这些文献。为此，我们从不同层级的学科分类中一遍遍地清理与儿童研究有关的学科，反复商讨相应的儿童研究分支名称，最终形成了一个既具有充分的覆盖力、分类标准又相对统一和合理的儿童研究学科框架。这个框架，实际上也包含了我们对于当代儿童学学科构架的一种思考。
不过，在我看来，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学本身还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这个概念里的“学”字，与英语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儿童学在当代英语世界最常见的对位词，便是child study。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上面提到的年度报告的编目工作，就是一种针对广义儿童学学科框架的设计尝试。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也越来越意识到，对于儿童学学科的独立发展来说，主要以这一学科自身借以立身的基础理论体系建设为目标的狭义儿童学学科建设，具有另一种或许更为根本的意义。
正是考虑到当代儿童学学科建设本身对于传统儿童研究的独特意义，近年来，我个人特别关注从狭义的儿童学范畴来探讨目前的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2012年的《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工作中。在该年度报告的“热点聚集”板块，专门设立了“‘儿童学’研究”的专栏，这种以明确的“儿童学”独立学科意识为出发点的综合性探讨，是当前儿童学学科建设特别需要的一项工作，也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近年国内儿童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儿童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其成果突出表现在儿童学学科理论探讨的显在推进上。在儿童学学科的框架共识内，我们的研究者们在努力回溯和建构这一学科的历史，努力探讨其可能的学科架构和理论体系。如此强烈的独立学科意识和自觉的学科理论建设，在国外的儿童学研究中恰恰很难见到，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为肇始于西方的儿童学学科做一个空前系统的理论梳理和进一步的理论建构工作。
我相信，随着国内儿童学探讨的深入和儿童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学科内部会逐渐形成一些研究者共同认可的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将成为儿童学赖以确立
其独立学科身份的重要依托，也将成为儿童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点。同时，这些在中国儿童学研究的特殊语境下得到培育的核心概念，有可能影响和反哺国外比较宽泛和松散的儿童学研究。这也是中国儿童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契机。
理论探讨推进现实改善
近年来，关于当代儿童生存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典型个案，不断引发公众和全社会的巨大关注和伤痛。从这个背景上看，《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固然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建设目标，但其最终目的，仍然要落实到对于儿童生存问题的关切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任何儿童研究的终极关切都不在于有关儿童的任何理论，而是作为人的儿童。
这一点也是由儿童学自身的学科性质决定的。最早的儿童学研究是从早期人类学研究中衍生的产物，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的发展阶段，它主要也被理解为一种人类科学。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儿童身心特征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关注，最终指向着对“人”本身的科学理解。这一科学化的特征在20世纪的儿童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并被推衍到关于儿童文化、儿童社会生存等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领域，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对儿童的生存现实的关切态度逐渐超越了中立的科学态度，更进一步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实际上，儿童学的发展在根本上也是这一关怀的产物。儿童学是一门货真价实的人文学科。
尽管表面上看，儿童研究主要呈现为一种理论的研究，很多时候，它与儿童生存现实之间的距离乃至隔阂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我们看得更深入些，就会发现，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正是这一理论层面的探讨对当代儿童现实生存的改善产生了重大(某种程度上也是决定性)的影响。在西方发达国家，儿童的生活现状及其权利问题受到社会的全面重视和集中关切，主要从20世纪后期以来才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在这一过程中，儿童所受的各种现实苦难，才越来越成为我们可以向社会提出的一种文化、政策以及人道的质问。这其中，除了儿童在当代家庭生活中地位提升的事实之外，有两件事业对儿童问题的逐渐中心化起到了决定性的助推作用，一是儿童研究事业，二是儿童权利运动，两者都在20世纪后期得到了最富成果的发展。当然，这两者彼此之间是紧密衔接的。
当代儿童研究对于儿童现实问题的作用主要有二。
其一，儿童研究对儿童独立的个体身份、身心特征、生存权利、文化地位等的强调，对于唤起和强化整个社会付诸儿童的现实关切而言，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其二，大量儿童研究的理论成果也为全社会思考和解决儿童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思路等，实际上，许多成果本身就是针对儿童问题而产生的。
在当代儿童研究界，一个大家都看得到的清晰方向是，儿童研究正在越来越寻求贴近儿童生存的现实状况。20世纪后期以来，除了儿童发展、儿童权利、儿童福利等一般化的儿童研究理论和话题之外，许多过去未能受到充分关注的儿童现实生存问题也被提到了理论批判和学术探讨的层面上。在专业研究力量的介入下，我们对于一些可见的儿童生存现实困境———比如儿童虐待问题、儿童情色问题、儿童安全问题等———的理解，不再仅仅停留在普通的道义批判层面，而是进入到了对它们的更为全面、细致、深入的考察和理解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末以来，像儿童虐待、儿童情色、儿童校园欺侮、儿童性侵等现实话题，都已经发展出相对完整、成熟的一套考察、分析和表述的话语机制，这些研究成果为家长和教育从业者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借鉴，更为官方相关法律和政策的确定及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中国，由于整个儿童研究事业的发展滞后，相应的研究工作还亟待铺展。国内儿童研究总体上远远落后于儿童生存现实的变化步伐，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当前儿童研究要做的不仅仅是理论体系的探索和建设，更是使这些研究真正面向当代儿童的生存问题，并与之尽可能迅速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自2007年启动编写以来，除了对儿童研究各领域重要的前沿理论成果进行判断、介绍和述评之外，也关注到了当下儿童生存的一些重大热点问题，并试图通过组织一批专业力量对这些问题所涉及的现象、成因、症结、出路等展开比一般的社会观察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述评，来实践儿童研究工作对于我们理解和解决儿童生存现实真正的指导意义。
儿童问题的本土研究建构
20世纪中国的儿童研究领域受到国外儿童研究成果的显在启发和全面影响，这是我们毋须讳言的一个事实。尤其是在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上，来自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儿童研究事业的迅速推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它也同时导致了相关学术研究与本土儿童问题的某种隔阂与脱节。由于政治、文化等层面的显在区别，我们在运用西方儿童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资源分析与阐说中国儿童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某种事实上的药不对症。这当然是一切跨文化的研究挪移都会遭遇的问题。但在儿童学领域，由于这一学科的发展本身就处于初始阶段，而远未形成一套相对完整、成熟的理论话语体系，因此，相应研究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危险，就很容易造成本土儿童学研究某种基础性的先天缺陷，这个缺陷将影响到本土儿童学学科的立身基础及其价值实现。
因此，如何使中国的儿童学研究不但具备一种鲜明的现实关切意识，而且能够真正面向本土儿童的生存现实，贴近本土童年的生存境况，从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门径，是我们在从事《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的工作时一直怀有的想法。除了在基础理论部分凸显这一现实关切意识之外，从报告工作启动伊始就设立了的“热点聚焦”板块，其基本宗旨就在于抓取每一年度中国儿童生存的主要事件与话题，突出本土儿童研究的在地性和接地性。六年来，我们关注的话题包括“流动与留守儿童”、“青少年网络成瘾”、“青少年犯罪”、“儿童食品与用品”、“动漫产业”、“儿童灾后心理危机干预”、“震后儿童心理危机”、“媒介与儿童发展”、“青少年流行文化”、“性别教育”、“男孩危机”、“儿童校园安全”、“校车安全”、“‘虎妈’现象”、“儿童受虐待”等大量与国内儿童生存现实直接接轨的话题。这其中有些属于世界范围内儿童生存的公共环境话题，它们在近年来越来越渗透到了国内儿童的生活环境内部，进而影响着国内儿童的生存发展;另一些则是集中聚焦近年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中国童年现实问题，如儿童食品安全(以当年阜阳儿童“毒奶粉”事件为触发点)、儿童震后心理危机(以2008年汶川地震灾害为触发点)、儿童校车安全(以2011年甘肃、江苏等地多起校车事故为触发点)、儿童虐待(以2012年温岭幼师虐童事件为触发点)等等。在六年来的年度报告中，关系到中国当代儿童生存的重大事件均有反映。就此而言，年度报告的工作也是在为当代中国儿童的生存状况留下了一笔特殊的历史案录。
当然，比笔录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此发出的声音以及呈现的思考。在来自域外的理论资源远不足以覆盖、阐说和解决中国儿童问题的现实之下，我们如何站在研究者的立场来考察和解剖这些现象，进而就此提出富于现实价值的建议或对策?这是本土儿童研究的难度所在，也是本土儿童研究的创造空间所在。
我的观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长年来积蓄其中的儿童生存问题已经到达了一个“爆发”的节点。这个节点的到来比域外发达国家晚了几十年乃至近一个世纪，但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它正以一种无可阻扼的态势进入公众生活的视野。从若干年前已经开始受到一定关注的儿童食品安全、人身安全问题的不断升级到近期频遭揭露的儿童性侵事件，毫无疑问，这些事件反映的是我们社会中令人触目惊心的童年生存问题。但从另一面看，它的被揭露和受重视的事实，也代表了我们文化的一种进步，它们不应被理解为一些在当代社会才发生的儿童生存问题，而应被理解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但在过去从未受到如此关注的问题。在认识到这一事实的前提下，我们的儿童研究应该以研究自身所特有的观察、梳理、分析、思考的优势，超越一般和泛化的社会道义批判，而进入到上述儿童生存问题的历史与现实深处，揭示其内在的成因、症结，并为改善当代儿童的生存提出至少是操作理论层面的具有真值的对策建议。这也是《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接下去将持续加强的一项工作。
缩小
全文复制